命令總是命令。陳毅是個好軍人、好將軍，他執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與他的任務，即使心裡並不痛快。當他發現他的同事項英對於下一步怎麼做的想法與他截然不同時，他又增添了幾分不快。項英主張硬拼，而陳毅主張避開敵人的鋒芒進山打游擊。他認為這是生存的唯一機會。然而，他的意見被否決了。

陳毅對他的使命感觸很深。他沒有公開表示他認為這與反毛的政治鬥爭有關，儘管他的許多朋友待有這種看法。他承認對他的委任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為他比任何其他指揮員都熟悉這塊土地，他是個有經驗的領導人，他的任命會提高那些留守人員計程車氣，會使他們感到紅軍並沒有放棄中央蘇區。但是，陳毅對這件事的情緒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講話中既謹慎又明確地表示，把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交給一個指揮官，而事先不徵求他的意見，這樣的作法是不對的。

十月中旬，這是個氣候宜人的時節。但從於都出發的那一行人情緒都不高。這個決定周恩來不只告訴了陳毅一人。與陳毅談話之前，他把毛從於都召到梅坑的總部，告訴他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毛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沒有記錄，但是他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感到日益不安。他兩次提出建議，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絕。他每次都建議紅軍放棄陣地防禦，迂迴穿插到國民黨封鎖線之後，越過碉堡群，襲擊敵人後方。有一次他主張向東挺進浙贛，進而直取南京；後來又建議打進湖南。這些就象對牛彈琴，沒有人聽他講話。在北京的長征問題專家王願堅說：“我們有一種說法，一項戰略一旦開始執行，就必須堅持到底。”

周恩來詳細地說明了新的計劃，即紅軍向西出擊，穿過蔣介石在馮·塞克特將軍指導下設立的四條封鎖線，然後向西北方向的湘鄂邊境挺進，與賀龍會合。賀龍已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根據地。周恩來把計劃告訴一軍團司令員林彪和政委聶榮臻，以及其它軍團——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軍團的司令員和政委。據聶榮臻說，沒有把這個計劃告訴低於這一級的幹部。除了這些最高階的指揮員外，大約八萬戰士——據伍修權說這是“實際數字”，“為了宣傳，當時號稱十萬人”——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執行什麼樣的任務。

根據花名冊上的數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紅軍的實際人數為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九人，這個數字是本書首先發表的。具體分為：第一軍團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軍團一萬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軍團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軍團一萬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軍團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還有兩個獨立縱隊：中央軍事委員會縱隊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時被稱為中央軍委第二縱隊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總數不包括僱用的擔架員　（他們有時僅受僱一、兩天）。

這八萬人的經歷各不相同。他們中有個姓危的婦女，如今雖已七十四歲高齡，但還是個硬朗的小個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頰，起皺的鼻子，灰白的頭髮上戴了一頂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褲子，白襯衣，黑色的中國布鞋，正配上她那雙小巧的腳。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紅軍中度過的。她是隨第一方面軍長征的三十名婦女之一。她有一個坎坷的經歷，我們的談話從她五、六歲時被父母賣給別人當童養媳開始，她始終不知道家裡賣她得了多少錢。

危秀英仍然記得當初她父親要把她賣掉時的情景。她準備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鐮刀，把它們藏在門後。第二天一早當一個男人來接她時，她向他扔石子，並用鐮刀砍他。但那個男人力氣很大，終於制服了她，並試圖把她帶走。她又踢又抓，還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罷。這時他們又把她父親的兄弟，她最喜歡的叔叔叫來。她不能咬叔叔，就這樣被叔叔帶走了。她後來睡著了，醒來時已到瑞金。買她的這家在這裡開設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裡幹活長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擔。當紅軍到興國時，她還在象奴隸一樣地於活，經常捱打捱餓，還要放水牛、拾柴火。對於危秀英這樣的婦女，參加紅軍無需多少動員。她自動剪掉長髮並用頭巾裹上，以免家裡人發覺（會打她），徑直來到紅軍總部要求參加紅軍。他們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堅持要當紅軍。這樣，她主人家終於發現了她的意圖。有個朋友告訴她，主人家準備殺死她。危秀英把這個訊息告訴紅軍後，紅軍才接受了她。

她還記得在吉安第一次參加戰鬥，在一個小屋裡度過的一夜。小屋裡亮著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她從來沒有見過電燈，也不知道怎麼關燈。最後她拿過步槍，舉起來用刺刀捅破了燈泡。這杆帶刺刀的槍比她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