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風骨

很多時候，我會不自然地把文人與春秋戰國時期的遊說者混為一談，他們懷揣著一點錦心繡口、一口袋詩書、一腦子蠅營狗苟的謀略，遊走於諸侯列強，販賣著略高於草民的狡詐和陰謀，以分得幾匹綢緞、幾錠紋銀、幾畝肥田、幾頂帽子、幾陣掌聲。

如果不是象墨子那樣身體力行，以假行僧的姿態固守踐行自己的主張，那麼，再高深的理論，背後隱藏的，無一不是奴顏媚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目的，依然是試圖擺脫“治於人”而求“治人”，孔子的“學而優則仕”，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文人內心深處的小九九，要說文人無行，總體上考量，應該不算冤枉。

當然有例外。

胡適和蔣介石的關係，一直是中國近代史上撲朔迷離的有趣現象。一方面，胡適一直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居，同時，他又和政府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胡適曾在送給朋友的照片上題詩自嘲“偶有幾根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令胡適耿耿不忘的“做了過河卒子”，是指自己1938年被任命為駐美全權大使併為中國抗戰爭取到了2500萬美元的貸款，還有1946年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並被推為大會主席。

如果把胡適這兩件親近政府的舉動放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審視，我們就不難對胡適當初的決定表示理解。即便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在國難當頭、生靈塗炭的時候，都會以不同形式抵禦外侮，何況，胡適又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學者，和那些迂腐勢利的文人不同的，是胡適始終沒有向任何政府流露出曲意逢迎和依阿取容，更沒有在軍閥混戰的時候投機取巧，他也不像魏晉隱士那樣躲在國外逍遙山水、無視國土上燃燒的戰火，這是胡適率真可愛的一面。對於蔣介石，他從一開始就是抱著懷疑的審視和打量的，一直到1935年，胡適在日記中才對蔣介石下了個初步的結論：“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此前，在與蔣介石的會晤中，他曾送給蔣一本《淮南王書》，暗示蔣對當時中國的治理應當無為而治。

正因為如此，蔣介石終其一生，引胡適為諍友。在抗戰期間，在選派為抗戰到美國斡旋的全權大使時，蔣介石才把胡適作為不二人選。

按照《胡適日記》的記載，胡適之所以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到底是出於文人的美好願望的。在該次會議上，透過了《*憲法草案》，胡適的理解是“這部憲法的問世，標誌著國民黨即將結束訓政，還政於民……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

這樣的觀點，和他一直奉行的政治觀點是完全吻合的，即便在與蔣介石政府的合作時，他也沒有停止過對蔣介石的批評。

作為文人，最難得的就是在獨善其身的前提下，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的創新。

１９４７年初，蔣介石在改組政府時，初衷是要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和考試院院長。

胡適給擔任說客的傅斯年和王世傑寫了一封信婉拒，這封信至今讀來，仍然讓人欽佩不已——

“細細想過，終覺得我不應該參加政府。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決不必就。理由無他，仍是要請政府為國家保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要緊關頭究竟有點用處。我決不是愛惜羽毛的人，首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國大，都可證明。但我不願意放棄我獨來獨往的自由。”

“為國家保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僅此一句，胡適就讓此前和此後為個人利益奔波鑽營的文人汗顏終生。

當年年底，胡適又婉拒了蔣介石讓他再次出任駐美大使的要求；１９４８年，胡適再次以“無此勇氣”為理由，拒絕了蔣介石請胡適參與總統競選的要求。根據《胡適日記》的記載，“蔣公意欲宣佈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但我實無此勇氣。”

而蔣介石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必須具備５個條件，“１，守法；２，有*精神；３，對中國文化有了解；４，有民族精神，愛護國家，反對叛亂；５，對世界局勢、國際關係有明白的瞭解”，明眼人自然能夠很輕易地看出來，蔣介石要求的人選，非胡適莫屬。

這也是蔣介石對胡適最中肯的評價，正因如此，兩個人才成為淡如水的終生好友。1962年，胡適去世時，蔣介石的輓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