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的下落這件事大為讚賞，道：“我們這些海商，因失去土地不得不靠海吃飯，我們確實是與倭商胡賈有些貿易往來，但我們並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天地良心的事，不偷不搶不騙，公平地與倭商胡賈貿易往來，我不知道我們哪裡做錯了？為何動輒得咎，被朝廷斥為圖謀不軌？並教唆愚民把我們視為倭寇。我們本來是良民，指鹿為馬，把我們冤枉成倭寇有枉國法，於理有虧，良心何安呀？小夥子，多謝你向我們告知映雪父親的下落，你做得對，你這樣做非常難得，你對得起天地良心，我們都服你。”

徐鳳儀心裡沒有任何喜悅，有的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今晚他肯定能安安穩穩睡個大覺，這一點他毫不懷疑。當然，他也有一點擔心，擔心自己吃裡扒外的事被他師父劉雲峰知道。於是他向張映雪懇求道：“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去救張九先生，別在我師父面前提我，別讓他老人家知道這訊息是我透露給你們的。還有，我跟他不是很熟，謝謝！”徐鳳儀這一聲跟他師父不是很熟的話耐人尋味，意味著他跟他師父的理念不同，儘管在抗倭方面可以找到共同點，但方法、論上分歧很大。徐鳳儀是不屑他師父劉雲峰黑白通吃的抗倭手段的，他要的是一種光明磊落的、堂堂正正的對抗倭寇的方法。徐鳳儀不僅對他師父劉雲峰用血腥手段斂財抗倭的方法質疑，後來也對浙江總督胡宗憲賄賂權臣獲得事權的抗倭方法質疑，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對於劉雲峰這些地主豪強的抗倭行為，即使他說是正義的，也改變不了他血腥掠奪商人小販的暴力行為。之所以形成這個悲劇的事件，筆者認為當時大明朝廷對這些地主豪強的抗倭義舉持觀望態度，缺少財政扶持，才促成這個悲劇發生。

既要馬跑得快，又不給馬吃草，這就是大明朝廷對這些地主豪強抗倭義舉所持的曖昧態度──你們自發抗倭，可以，但朝廷沒錢，你們看著辦吧！看著辦？你就看看劉雲峰他們怎麼辦吧！他就用強盜生存的潛規則生存，說白了就是搶劫老百姓自籌糧草。劉雲峰搶劫商人小販絕不是個孤例，稍後從廣西開赴浙江抗倭的“狼兵”與“土兵”也同樣兇惡擾民，把浙民視作隨便拔毛的羔羊，營中發不出軍餉的時候，就搶劫老百姓助餉。

這樣，你就不用分析你就可以得出結論，有些打著抗倭旗號的地主豪強不一定是真心抗倭。象唐三之流的奸商流氓，就是打著抗倭旗號斂財。分析這些偽君子、偽道士亂七八糟的人性，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只能說明大明皇朝這個社會已經腐爛透頂了，打著抗倭旗號做個臉厚心黑的屠夫也能活得風光體面，也能發財，也能升官；而無辜老百姓，則使挾著尾巴做人，還不知能不能經得起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惡主們的輪番折騰，真是混帳。

這些地主豪強抗倭組織，也有自己的行規，內部矛盾也是很殘酷，很流氓，黑吃黑的事經常發生。為了爭奪地盤，彼此之間爭得你死我活。還不是誰力量大，誰霸道就能佔個好地方收保護費。稍弱的豪強就靠邊站吧，搞不過大的豪強就欺負老百姓。

劉雲峰的蕩寇營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劉雲峰也不見得是個壞人，但他這個地主豪強的抗倭角色決定他是個不符合道德、法律的東西，誰套上了這個角色的皮誰就是邪惡的，不會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想不邪惡，只能讓個人意志不受角色的控制，說白了，就是不強出頭籌建抗倭組織。該由國家政府辦的事就由國家政府去辦，私人不要瞎摻和。類似劉雲峰的蕩寇營的自辦民團組織，還有後世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曾剃頭”曾國藩的湘軍，都很能說明民勇起家充滿暴力血腥的原罪問題。

對於商人來說，做生意無非就是逐利，那裡有自由，那裡就有人流，那裡就有商機。而人氣是隨著自由跑的，仙遊城被倭寇佔據，成為大明政府管不住的自由港口。逐利的商人就喜歡去那裡做生意，大家也只能跟著商機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誰也不能抗拒這個潮流大勢，除非你是不想賺錢，又作別論。千做萬做，賠本生意不做，你不能怪商人往那裡跑，逮著這些商人就說他們是奸商、漢奸和倭寇。

大明官府擾民有術，治國無方。看人家倭寇佔著仙遊這個小地方不足半年，愣地把仙遊城的商業搞得有聲有色。大明官府的面子算是丟盡了，所以才惱羞成怒，堅決不允許倭寇待在那裡：你本事，不就顯得我無能嗎？不就顯得我佔著茅坑不拉屎嗎？不逐你倭寇逐誰？這也是一些大明官員逐倭心態的真實寫照。因為倭寇太能幹，顯得大明官員象豬八戒照鏡子，左右不是人。

當初，張映雪的父親張九也是因為逐利而來到仙遊城開店的，他本來就是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