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上腰。下餘幾十萬，這裡五萬那裡三萬，生意卻也搭的不少。其中就算這兄弟經手的絲廠略為大些。當初原為遮人耳目起見，不得不如此。等到後來張太太把抵押的憑據票了上頭存了案，他卻無所顧忌了。但是還怕兄弟並那張太太手下一班舊人說出他的底細，特地替兄弟捐了一個道臺，一面在上海管事，一面候選。其他張府帳房、差官等等，湊攏不過十幾個，面子上每人替他預留一個位置，其實早同擋手說明，派的都是吃糧不管事的事情，沒有一個拿得權的，不過薪水總比在張府時略為豐潤。這班人有錢好賺，誰肯再來多嘴。歇上三五個月，有另外薦出去的，也有因為多支薪水歇掉的。總之：不到一年，這班人一齊走光，張太太還毫無知曉。

等到張太太拿不到利錢，著急寫信到上海來追討，刁邁昆總給他一個含糊。後來張太太急了，自己趕到上海來，東打聽，也是刁家產業，西打聽，也是刁家股分，竟沒有一個曉得是姓張的資本。於是趕到絲廠裡找刁邁昆，說是進京投供去了。問問那班舊人，都說不知道。張太太又氣又急，只得住了下來。雖然沒有趕他，卻也沒有睬他。自己又是女流之輩，身旁沒有一個得力的人。乾急了兩個月，心想只得先回蕪湖，再作道理。誰知看了日子，寫了船票，正待動身，倒說忽然生起病來。張太太自到上海，一直就住的全安棧，一病病了二十來天。在蕪湖來的時候，本來帶的錢不多，以為到了上海，無論那一注利錢收到手，總可夠用，那知東也碰釘子，西也碰釘子，一個錢沒弄到，而且還受了許多閒氣。等到想要回去，原帶來的錢早已用沒了，還虧當了一隻金鐲子，才寫的船票。後來病了二十幾天，當的錢又用得一文不剩。上海無從設法，無奈只得叫同來的底下人寫信回家取了錢來，然後離得上海。

等到一到家，刁邁昆的信也來了，說是：“剛從北京回來，大嫂已經動身。兄弟不在上海，諸多簡褻。”但是通篇並無一句提到生意之事。張太太又趕了信去，問他本錢怎麼樣，利錢怎麼樣。他一封信回來，竟推得乾乾淨淨，說：“上海絲廠以及各項生意原是君家故物，自從某年某月由大嫂抵與家兄執業，彼此早已割絕清楚。如不相信，現有大嫂在蕪湖道、縣存的案，並前署蕪湖道申詳三憲公文為據，儘可就近一查，屆能欺騙”各等語。信後又說：“大嫂倘因一時缺乏，朋友原有通財之義，雖家兄奉使外洋，弟亦應得盡力，惟以抵出之款猶復任意糾纏，心存影射，弟雖愚昧，亦斷不敢奉拿”云云。

張太太接到這封信，氣得幾乎要死！手底下還有幾個舊人都慫恿他去告狀，當下化了幾十塊錢，託人做了一張狀子，又化了若干錢，才得遞到蕪湖道里。蕪湖道檢查舊卷，張某人的遺產早已抵到刁欽差名下，有他存案為憑，據實批斥不準。張太太心不服，又到省裡上控。省裡叫蕪湖道查復。這個擋口，刁邁昆早已得信，馬上一個電報給他哥。他哥就從外洋一個電報給蕪湖道，說明存案之事。任你是誰做了蕪湖道，只有巴結活欽差，斷無巴結死軍門之理，因此張太太又接二連三碰了幾個釘子。不但外頭放的錢一個弄不回來，就是手裡的餘資也漸漸的銷歸烏有。因此一氣一急，又生了一場病，就此竟嗚呼哀哉了！一切成殮發喪，不用細述。

但說刁邁彭在外洋得了這個訊息，心上雖是快活，然而還有一句說話道：“他那所房屋極好，我很中意，現在不曉得便宜了誰了！”

做書人做到此處，不得不把姓刁的權時擱起。單說姓張的家裡自從正太太去世，家裡只留了三個寡婦姨太太。此時公中雖然無錢，幸虧他三人還有些體己，拿出來變變賣賣，尚堪過活。而且住著一所絕好的大房子，上頭又沒有了管頭，因此以後的日子倒也甚為安穩。

有日家裡正為張軍門過世整整三足年，特地請了一班和尚在廳上拜懺，就把他夫婦二人的牌位用黃紙寫了，供在居中，以便上祭。這日約摸午牌時分，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來哭奠。正在哀哀慟哭之時，忽然外面跑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進來。這人是個瘦長條子，面孔雪白，高眉大眼，儀表甚是不俗。雖是便衣，卻也是藍寧綢袍子，天青緞馬褂，腳下粉底烏靴，看上去很像個做官模樣。家人們見他一直闖了進來，又想攔又不敢攔，便問：“老爺是那裡來的？請旁邊客廳上坐。”那人也不及回答，但見他三步並做兩步，直走至供桌前跪倒，放聲痛哭，哭個不了。一面哭，一面跌腳捶胸，自己口稱：“兒子不孝，不能來送你老人家的終，叫我怎麼對得住你呢！”一面數說，一面還是哭個不了。眾人聽了他的聲音，都為奇怪，暗想：“我們軍門那裡來的這個大兒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