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臺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臺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裡沒有動。他在臺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臺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庠，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鬱之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鬱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只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1951年，我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將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謁。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陳師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解放後不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厚著麵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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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陳寅恪先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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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於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將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五年，算是壽登耄耋了。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穫。我明確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哲人其萎，空餘著述。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號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我身歷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現在只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我並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確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我的悲劇不在於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驥伏櫪，志在萬里”。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紜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這裡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內在原因。清夜捫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一百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彷彿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瞭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