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箇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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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陳寅恪先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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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穫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訊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徵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裡，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飢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飢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臺了。美國兵先攻佔哥廷根，後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彙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覆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鬍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裡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裡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為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週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週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決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零還跟不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