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我現在正像魯迅的散文詩《過客》中的一個過客。他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走來的，終於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討了點水喝。老翁看他已經疲憊不堪，勸他休息一下。他說：“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裡了。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況且還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那邊，西邊是什麼地方呢？老人說：“前面，是墳。”小女孩說：“不，不，不的，那裡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我理解這個過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個過客，但是卻從來沒有什麼聲音催著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樣，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麼地方去呢？走到西邊的墳那裡，這是一切人的歸宿。我記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裡，也講了這個意思。我並不怕墳，只是在走了這麼長的路以後，我真想停下來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個老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頗像那個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墳，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薔薇。

我面前還有多少路呢？我說不出，也沒有仔細想過。馮友蘭先生說：“何止於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是“相期以米”。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沒有大志的人，我覺得這已經算是大志了。

我從前對窮通壽夭也是頗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後，我成了陶淵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詩，我很欣賞：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我現在就是抱著這種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對別人有益的事，決不想成為行屍走肉。我知道，未來的路也不會比過去的更筆直、更平坦。但是我並不恐懼。我眼前還閃動著野百合和野薔薇的影子。

1991年1月1日

………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1）

………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二十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二十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二十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二十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嚐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裡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