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呆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裡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時侯，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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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得永久的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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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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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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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箇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彷彿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黴。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做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不倒黴就做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