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影象。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呆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階“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件，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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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鏡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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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捱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唸書和教書。除了捱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徵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透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