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捱了餓。我在德國捱過五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鍊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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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鏡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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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透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臺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