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樓房，幾乎每個專科都有獨立的一幢。我參觀過骨科大樓、燒傷科大樓，去過內科、兒科大樓，其設施和水平都是一流的。

傳染科病房在醫院的東南角，編號為24舍。有單獨的一個小邊門，和‘思南路’相通。馬路對過有一‘看守所’庭院深深，可見高牆電網。病人一入院也像關了禁閉，不出院不許出樓，樓裡樓外儼然成了兩個世界。這個背景給人以陰森的感覺。

24舍是四層樓，除底樓外，二、三、四樓都是病房，接待室和醫護辦公室都在底層。醫護人員穿隔離衣、戴口罩帽子‘全副武裝’方能進入病房。消毒隔離制度嚴格，清規戒律頗多。一入病房，真有一種身陷囹圄的感覺。

治療原則：一是隔離，二是休養，三是服中藥、打維生素B12針，很少掛‘靜點’。每日的主課是吃飯、睡覺；使人沉悶、壓抑。

二樓病區都是男患者，32張床位。一個病室少則5、6人，多則8…10人。他們的病情都比我嚴重，有的已遷延數月之久。

112床來自黑龍江省伊春林區，是個幹部。他是客病他鄉，先是腦溢血、半身不遂，其間又罹患了重症肝炎，真是雪上加霜。行動不便，整日唉聲嘆氣，又沒有親屬看護，精神到了崩潰的邊緣。

113床來自安徽，悶頭不語、愁眉不展，整日翻看一摞舊信件，一支接一支地抽菸。

114床更是怪怪的，除了吃飯喝水，整日都戴著個大口罩，不知是怕傳染他人，還是怕別人傳染他？似乎有些精神變態。

115床是個年輕人，是郊縣松江農村的。已臥病7個月，尚無起色，面容枯槁、弱不禁風。

116床是位工人，血吸蟲病併發肝炎、肝硬化、腹水。白天晚上都夢囈似的念念叨叨。病情嚴重、惡液質狀，連大小便都在床上。

唯有118床那位病情較輕的‘房間組長’，整日裡捧著一個小泥碗，碗裡養著一株能治肝炎的‘水盆草’，愣愣地發呆。好像在祈禱什麼。*中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活命哲學’，在傳染病房裡被演繹得如此淋漓盡致，不能不說是革命者的悲哀啊！

昨晚一場鬧劇：四號病房136床是個淘氣的七歲男孩，他確診急性肝炎，兒科床位少，住不上院。其小姨是傳染科護士，‘走後門’住進了瑞金醫院肝炎病房。這裡不許父母陪護，只好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留下。一開始，他又鬧又吵，非要回家；爾後，他開始惡作劇，不斷地要蘋果、餅乾、糖果，吃個不停。連撒尿也撳鈴讓護士來解褲帶。誰要逗他，他會挑最髒的上海方言罵人。住了不幾天，他學得乘巧聽話了，打針也不叫喚。今日查房時，突然發現失蹤了。遍找病房每個角落，樓裡樓外都沒他的蹤影，只好通知家屬。沒成想，這男孩挺機靈，昨晚半夜偷偷地溜下樓，又悄悄地躲過門衛，乘公交車回家了。醫院大動干戈尋找時，他正在家呼呼大睡呢。救護車去接他回院，他死活不肯，無奈，只好在家‘隔離治療’。

他騰出的床，就成全了我。可能出於黃主任的關照，我從擁擠的加床，住進了最好的房間。這是朝南的一個小房間，有兩扇大玻璃窗對著樓外的綠地。室內有衛生間，還有水汀（暖氣）。只有五張床位，較比其他病室，乾淨、寬敞多了。聽說當年這是有錢人住的‘單間’。床費不菲，普通床費元/日，而這個房間是元/日，四倍還多。我能住上這樣條件的病室真是病中的大幸了。

入院後一週，複查肝功；黃疸指數20，GPT為354單位，都有下降。住院的病人無一不希望‘多吃藥、多打針、快痊癒’。但這裡是以中草藥為主，一般是不‘靜點’的。我的用藥只有每日兩劑中藥，每日注射維生素B12一針而已。羅醫生說：“肝炎的治療不能依賴藥物，急性期主要是臥床休息、加強營養、保持精神愉快。”

即來之則安之。我將以住院病房作為‘加油站’，力爭治療、學習兩不誤，為此我擬定了自己的作息時間表，每日保證學習四小時。

病房每樓層都有走廊式陽臺：長寬都是20M左右，繞陽臺轉一圈剛好是八十步。病人不允許下樓，只能在陽臺活動散步，被戲稱為‘放風’。隔離等於失去了自由，儘管沒有政治壓力，但思想負擔照樣沉重，尤其在諸多清規戒律下，病人的感覺無異於‘坐牢’了。

在病魔的侵襲下，我雖然沒有倒下，但犧牲了寶貴的進修時間，是大大地失算了。在痛苦的反省中，我悟到了一點心得，正如王軍醫所說：弓弦不能拉得太緊，否則容易崩斷。正因為我忽略了勞逸結合，又不注意飲食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