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來信，十月份要回鶴嶺搬家。一個雨夜，岳父風塵僕僕地回到鶴嶺。不知出於何種心態，閉門謝客。但聞訊來探望的還是不少；一部分是財貿系統的老部下，還有農管系統的，有幾位是和他同時調省的處、廳級幹部；還有農管總局駐鶴嶺的辦事處和小煤礦的頭頭，岳父正是分管工副業的副局長。聞訊而至，當是情理之中了。

在一個風雨飄搖的秋日裡。岳父全家搬走了。農管局給請領了一節車皮。岳父一家所有的家當只有幾隻木箱和衣被行李，連一件像樣的傢俱也沒有。更不用說電器之類了。偌大的一節火車車皮，只放了一個角落。連幾麻袋煤和幾捆木頭拌子堆上去，也還是空蕩蕩的。堂堂一個地級市的副書記，竟如此寒酸，恐難令人相信。可見；岳父這‘官’當得是何等的‘兩袖清風’了。

岳父家一搬走，頓時感到空蕩蕩的，兩間屋子裡失去了溫馨和歡笑。奶奶捨不得圓圓，要把她帶走。我們慮及奶奶年事已高，勸她留下來。到底拗不過她老人家，把圓圓一起抱上了車。這‘隔代親’　的濃濃親情令人感動。

魯華帶著方方上下班。我早上出去，晚上才回來。這日子似乎一下清靜起來，又像生活中失落了什麼似的。（奶奶不習慣哈爾濱的生活，又想念魯華和方方，於十二月底，又由岳父送回了鶴嶺。）

魯紅來信說：魯志安排在‘香坊農場’，家暫時安排在香坊農場的一套辦公室裡，要等來年方遷入市區。魯強就近上中學。看來我岳父真夠‘正統’的。

岳父調哈爾濱，始終沒人來撤電話。正納悶間，聽鄰居說：要攆我們搬家，把房倒出來給一個剛‘解放’的領導幹部住。魯華不以為然，跟我發牢騷；“人一走，茶就涼，一點不假。還有奶奶住在這裡，看誰敢攆我們？”我當然也不想費事。但隱約地預感到：我是一個平民百姓，這套幹部住房怕是住不長的。我不是房主，也沒有那個資格。*後，這個秩序已被打亂。命名為紅軍街的幹部住宅中的‘黑七類’，大都掃地出門，代之以“造反派”了。如此一想，反倒鎮定下來，車到山前必有路，到時再說。

轉眼，又近年關。不經意間，歲月如梭，馬上奔三十歲，到了‘而立之年’了。回顧走過來的人生歷程，覺得慚愧，無以可慰。

進修回來已半年了，依然窩在礦醫院裡，難以施展抱負，每日在庸庸碌碌中虛渡年華。妻女四口之家，使我感到了責任和負擔；但工作事業都不順心，經濟上捉襟見肘，家務的牽累，使我常感一種莫名的惆悵。

人貴有自知之明，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比戰鬥在千尺井下的礦工，已是‘天堂’了。試看天下人，有幾個過得那麼遂心如意的呢？誰不是在鬥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正如毛主席教導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年前又寫了十幾封信。提筆有些沉重，辜負了師長的栽培和期望。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幫助過我的恩人。尤其是張滌生教授，他不但是我進入‘整形外科’聖殿的領路人，同時以‘身教’樹立了一代宗師的楷模。還有表姐，我將記住她的恩澤。

禮拜天，農場辦事處的兩位領導：孫科長和尹科長來訪。送來大米五十斤，豆油十斤，白麵五十斤。說是來看望老奶奶的。只好‘卻之不恭’收下。還留下話：有事可去找他們，缺啥吱聲。雖是岳父的面子，我們受之有愧。

我去過一趟辦事處，在東郊的‘南翼區’。佔了好大的一塊地盤。有十幾棟平房。有車隊、食堂，一應俱全。聽說他們經營的‘小煤窯’也小有規模，月產幾十萬噸。管理人員都是當年的‘管教幹部’，而幹活的大都是刑滿的‘農工’。

當年，北大荒大都是‘勞改農場’，有了‘知青’大批下鄉後，才改變了農場性質。聽說，這個‘煤點’是我岳父的關係設定在鶴嶺的。難怪，我們也‘借光’，成了辦事處的貴賓。

醫院在煤礦中，是二線的輔助後勤部門，但涉及休工率，不能等閒視之。煤礦企業又有其特殊性，因而也成了‘權力’部門。如‘勞鑑’，就是權力的體現。

在礦醫院當大夫，不論大夫水平高低，都部分掌握著醫療大權。人情床（住院難），人情方（用藥難，用好藥更難），人情診斷書（休工，並不一定是有病）應運而生，成了醫生的‘特權’。醫院成了受人青睞之地，而大夫成了吃香的職業。護理、檢驗、X光專業的，都想改行當大夫。聽診器、手術刀成了炙手可熱的權力工具。我一直沒意識到，也沒有去利用這些‘特權’。在人們的心目中，算是個正派的醫生。但在有的人眼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