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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5點，我就起來了，出了旅舍，漫步街頭，尋找當年碎金零銀的記憶。天色尚早，店鋪還沒開門。街上行人寥寥，偶見挑菜進城的農民，打掃街道的清潔工人。

街邊的梧桐樹，已冒出了密匝匝的綠葉；江畔的香樟樹，老葉又增新綠。在晨曦的暖風中，清新的空氣令人神清氣爽。婺江是條倒流河，從東到西，匯入蘭江，再入富春江，匯入錢塘江入海。我站在‘通濟橋’橋頭，望著一江春水緩緩西去，早霞映在江面上，閃著粼粼的波光。眺望遠處的航船、竹排…久久不願離去。

到婺州，為的是尋找失落的夢。重訪校園；當年的竹籬笆已修成了圍牆，操場上又新修了體育館。這裡的三年，是我人生精彩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我特別難忘山桅花開的季節，校園裡瀰漫著濃郁的香氣。飯後課餘和同學們漫步花木間，常陶醉在溫馨的氛圍中。我不由的想起梅姣，陳年往事又泛出心頭。梅姣，你在哪裡？

時任*副部長的葉聖陶先生，一篇‘金華北山遊記’，　選入課本，使雙龍洞的名聲大噪。當年，我曾親耳聆聽過他的講演。他站在校辦公大樓二樓的陽臺上，慷慨陳詞；希望我們這所學校，能辦成‘集美第二’。

我對雙龍洞的情結，卻是那段崢嶸歲月。我的母校—婺州二中，距雙龍景區約十里地，步行不過一個小時，是我們勤工儉學的基地。我們常到山上挑木炭，擔石灰，砍竹子，送到城裡。還經常到附近的鄉村，幫助插秧、刈麥、割稻等勞動。修雙龍水庫，學生是主力。到了五八年，修“雙龍電站”，學生就成了“勞工”了。

市區到雙龍已通汽車，但每日只有兩班，我乘早班車到洞前村。這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接待過難以數計的古今中外遊客。毛主席、朱德、郭沫若都來過這裡。洞前有塊“雙龍少年電站”的牌子，還有一座繫著紅領巾少男少女的塑像。

我曾清晰的記得；哪是‘合龍’的地方，哪是‘會戰’的現場。五八年的整整一個暑期，成了我們‘煉紅心’的課堂。軒敞的外洞是我們當年的宿舍，溪澗成了我們天然的盥洗室，洞口的兩個“龍頭”見證了那段歷史歲月。內洞鐘乳石的各種臆想造型，精彩紛呈，歎為觀止。

從雙龍洞沿著石階上行約百餘米，就到了冰壺洞。洞口新增郭沫若的題詩碑，第一句：“銀河倒瀉入冰壺”，把洞內飛瀑形容的十分氣勢。洞很似煤礦的斜井，拾階而下，只見石欄邊裝有許多園形燈罩的電燈，猶如輪輪朦朧的秋月。郭老詩中的“新月輪輪飽”就是此意境了。

為了尋覓舊蹤和失落的夢，我沒有等車，索興步行。迎著五月的山風，踩著輕捷的步伐，沿盤山公路而下，當年的情景不時在我腦海閃回：五八年夏天，我們這班十幾歲的中學生，像民工似的在半山腰，打眼放炮，修築溝渠，將‘九龍’的水引入電站。至今，我似乎還能隱約地聽到‘放炮囉！’後的轟隆聲。下到山底，攔有一大壩，這就是雙龍水庫了，那時我才十四、五歲，身體文弱，但我能把滿滿的百來斤的土筐，一口氣挑上幾十米高的大壩，一天勞動下來，全身都散了架。

在大壩邊，我拐入了小路，田野的小路使我倍感親切。我在大樟樹的小溪邊坐下；恍如又回到激情燃燒的歲月。這裡的風是暖的；水是甜的；地是香的；人是美的。再見了！雙龍。再見了！婺州。

（16一122）

回到上海正是掌燈時分，下車出站，發現廣場亂哄哄的，好像發生了什麼。驟然多了些穿舊軍裝的年輕人，臂上有紅袖章，成群結隊的，不知要幹什麼。

我沒敢逗留，擠上十八路無軌電車徑奔廣州路的辦事處。劉處長一見我，有幾分抱怨地說：“你可回來了，一走也沒個音訊，可把我急壞了。”“發生啥事了？”他有些慌亂的遞給我一張紙，上寫“最後通諜；各省市駐滬辦事處，即日起予以取締，勒令駐滬人員三日內回本地參加運動。”“又要搞啥運動啊？”“*。”我鬆了口氣，“不就是報紙上批判什麼海瑞罷宮之類的嗎？”“恐怕沒那麼簡單吧。”“你準備回鶴嶺？”劉處長露出幾分無奈：“看看情況再說吧。”

晚十點許，我們剛躺下。敲門聲一陣緊似一陣，湧進了不少穿舊軍裝的年輕人。我看清他們的臂章是“紅衛兵”　字樣。他們守住門口，逐個房間檢查。

一個戴軍帽的小個子，指著我的鼻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