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多是結宗族而居住，人心尚能凝聚，孤窮自然撫卹，貧富相差有限，到了南北朝末年，我漢人大宗族已經消失混亂，人心自然離亂了。”

“哦！我知道了。”

“所以說，將軍，小縣以為，田制之亂是我朝萎靡不振之根基！”

“對呀，難怪小民生活艱難了。”

“是啊，佃戶之難，人皆知之，但是，就那些有些土地的百姓日子也不好過。”

“稍比佃戶好些吧？”

“未必！尤其南渡以來，地域和人民皆少於前，但稅額居然比前相當，主要是大增附加之稅，紹興和議之後，耗米要納一石，二石，至三五石的，稅錢一貫要輸及十八貫，苛刻之捐雜還有許多，如經制錢，乃建炎二年興辦，增課酒稅，糟稅，田宅稅，如總制錢，規定州縣歲入每貫加二十三文，上供十文，餘縣用。經總制錢佔我朝歲入錢幣二成半，還有所謂月樁錢，為籌措軍餉的勒派，此外，州縣巧立名目，納醋錢，

保正牌限錢，戶長甲帳錢，賣紙錢，粷引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兒，訴訟時令敗者出罰錢，勝者出歡喜錢，這些苛雜之稅，到我朝孝宗中期已經是正稅的九倍！所以，大理學家朱熹說：古者苛薄之法，本朝皆備！在此苛刻稅法之下，百姓安得舒心？“

“那老百姓能不反抗？”

“當然有！南渡前就有太宗朝的川中王李之亂，慶曆三年間有京東路王倫，商山張海郭邈邵興，湖南衡永道桂之唐和，一年間三次大民變兵變，聲勢浩大，七年，貝州王則以彌勒教起事，宣和元年，梁山泊宋江起兵，抗官軍數萬，二年，摩尼教首方臘青溪起事，威懾兩浙，隊伍達百萬之眾，南渡以來又有鍾楊之大亂，湖南峒民彬州之亂，四十年後黑風大王李元礫之亂，紹定元年陳三槍，張魔王在江西贛州松梓山起事

，抗官軍六年，理宗朝有降鬥民變，眾數萬，說來民變不斷，正是由於盤剝壓制沉重之緣故。“

“難道官府對這些一點改良措施也沒有嗎？”

“有又怎樣？還不是生一利必生兩弊病？”

“此話怎講？”

“弊病在二，一曰兼併難制，一曰苛刻稅雜不免。南渡前就有范仲淹大人的慶曆之改，王安石大人的兩番入相糾正。可惜，要麼群臣攻詰，要麼是用人失敗，次第結束，反而還演義成新舊黨爭，大傷朝廷元和之氣。南渡以來，我朝施行經界法，清丈國土，按畝收稅，可惜由平江府開始才得象個模樣即遭豪強地主群起而攻之而擱置，理宗朝，我又行公田法，排田法，要向田主收買超過限額田畝的三分之一充公田，結果

因奸佞做祟，大量小民的田地反被搜刮，大量田地反入官紳手中，兼併更重，百姓更苦。苛刻稅賦問題也難，我朝對官員待遇優厚，豐盛，有正俸，祿米，職錢，還有元隨，承差，衣糧，茶，酒，廚料，薪炭，鹽，馬料等等，再加上額外恩賞，耗費過大，雖然說能籠絡官員之心，卻大大失去百姓之心了。官俸不降，哪裡還有百姓清閒之理？“

我越來越佩服這個被名字弄得丟了狀元的小老頭了，他熟悉宋朝典故，通達事務，真是一個好幫手，要他做這個小小的邊疆知縣真是委屈了。我決定重用他。

“單先生，你看我們現在能不能來一個田制變革？”

“是不是太遲了？”他苦笑道。

“不遲！現在正是我們廢除苛刻政策，取信於民的好機會！那些豪強要麼投降元軍成為敵人，要麼東奔西跑躲避戰亂，我們進行土地改革的阻力小多了，”

“是啊！”單不名的眼睛一亮。“我怎麼沒有想到。立國便須安民，解民之乏才是光明正大之途徑！”

“單先生，你能不能幫助本將軍實行土地改革？”

“改革？好吧！可是，你有朝廷的文告？”

“沒有！”

“這可是件大事情啊！”

“單先生，你又糊塗了！要是害怕朝廷你還敢投降元軍啊？”我想逗他一樂。

他果然給難住了，“是啊，都啥時候了，誰還怕它？”

“那好，我馬上就請示欽差，任命你為廣南東路沿海經界公田使！”

“……”

“我反省過，以前我說的給士兵分土地的政策過於虛幻，士兵和百姓是很現實的，他們不見兔子不撒贏，不叫他們看到土地是不能取得他們信任的，所以，我決定先在我們這一帶推行新經界法！就是真正丈量土地，然後收買多餘的土地分給農民！”

“哦，行啊！”老頭子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