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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聽說書人詳細交代一番——

說起教案，由來已久。我國有天主教，是從明朝開始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遠涉重洋，到中國來傳教。他先說服了明大學士徐光啟，經徐的引見。謁見了天啟皇帝后，入翰林院任職。

清兵進關後，清世祖的母親孝莊皇太后也篤信天主教，對湯若望倍加重用，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之職。從這以後，天主教就風行起來。到了雍正的時候，情況又變了。雍正對天主教很反感，說它只崇上帝忘了祖，純屬邪教。雍正三年頒旨，不準臣民加入邪教，違者嚴懲。他還下令，把傳教士趕到澳門，不准他們亂竄，否則，以奸細論處。此後，在乾隆、嘉慶以及道光前期的一百多年中，天主教在中國幾乎絕跡了。

道光十九年的鴉片戰爭，清政府打了敗仗，和英國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開放五口，割讓香港。法國也乘機要挾。清政府無奈，於道光二十四年，在黃浦口的一條法國兵船上，和法國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三十五條，清政府允許法國在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廣州五個口岸傳教，並建立天主教堂，還撤消了雍正三年的禁令。不過，清政府強調，教會可以傳教，但不準誘騙婦女、拐騙兒童，更不準出現誆騙病人、剖心挖眼等事件。其實，誘騙婦女、兒童是有的，剖心、挖眼的事並不存在。由於西洋人醫學發達，動手術用刀剪，中國人誤以為是剖心挖眼。以訛傳訛，越傳越玄，連清政府也堅信不疑了。

《中法黃埔條約》簽訂後，信奉天主教的人又多起來了。入教的人稱為教民，受天主教和治外法權的保護，比一般百姓吃香得多。中國老百姓大多信奉佛、道、儒三教，對天主教非常反感，罵教民是無君無父、忘了祖宗的亂臣賊子，恨不能得而誅之。而入教的人多半都是上豪劣紳，市儈流氓。他們經常依靠教會的勢力，欺壓百姓，霸人田產，橫行鄉里，以勢欺人。一旦引起糾紛，告到官府時，教民總是佔上風。因此，百姓和教民的關係愈發緊張，之後竟發生械鬥。百姓氣憤不過，就把教堂燒了。類似這種事件，不斷髮生，當官的就怕“教案”。

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清政府又和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在條約中規定，准許大清國臣民自由信教，法國傳教士可以在各省租買土地，起造教堂。這樣一來，“教案”就更多了。

按下別的地方不說，單表天津。當時是外商洋人集散之地，英、法、美、俄、意、德、荷七國，都在這裡經商和傳教。清政府怕引起外釁，特別在天津設了一個“辦理三口通商衙門”，長官由戶部侍郎崇厚擔任。崇厚，字地山，完顏氏，滿洲鑲黃旗人，中舉出身。咸豐十年底，以戶部侍郎出任三口通商大臣。哪三口？天津、登州（煙臺）、牛莊。崇厚任職後，提心吊膽，對洋人唯命是從，對教民也關懷備至。因此，引起天津百姓的憤慨。都罵他是“崇烏龜”，“帶犢子”。

自從天津被列為通商口岸以來，洋教大興。教會利用勢力，強佔老百姓的耕田和住宅，逼得很多人家敗人亡，流離失所，狀告教民和洋人的事件不斷髮生。崇厚假做不知，連理也不理，這樣，更激起了民憤。

不但如此，天津還經常發生丟小孩兒的事情。有人說被拐子騙走了，有人說被教堂偷去了，也有人說被洋人弄去大卸八塊了。偏巧，法國育嬰堂死了一批兒童，埋在海河東岸的樹林裡，被野狗刨開，掏心扒肝，啃得血肉模糊。不明真相的人，就揚言說是教會幹的。這下，老百姓更信以為真了。一年多來，還有不少丟孩子的人家，紛紛越級上告。

曾國藩也曾收到不少狀子，作為封疆大吏，不容他忽視此事。曾國藩下令，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查處。崇厚害怕，又推給天津知府張光藻。張光藻不敢插手，又往下推。推來推去，推到天津知縣劉傑身上。

劉傑是山東歷城縣人，為人耿直，忠於職守。別看他官不大，對處理案件很認真。他是進士出身，儒家信徒，對洋人和洋教深惡痛絕，常為國家飽受外人欺凌而憤慨。怎奈官小職微，孤掌難鳴，唯有嘆息罷了。不過，他也有一個宗旨：在我的職權範圍內，決不允許洋人和教民欺壓百姓，一定儘自己最大的力量，做個兩袖清風、明鏡高懸的父母官。因此，頗受百姓稱讚，有人叫他“劉青天”。

閒言少敘，劉傑把案子接手後，看了狀紙，又把原告傳到縣衙，詳細瞭解了情況。原告共三十一人，大多是平民百姓。有的把男孩兒丟了，有的把女兒丟了。大的九歲，小的四歲。從時間上看，都是當年出的事。劉傑讓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