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保爾悶聲悶氣地回答說：“我哪兒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卹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離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適合我的身體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機關裡……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離群。“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瞭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黨的人來說，脫離鬥爭，退居大後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彆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趕到死衚衕裡，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裡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於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離開黨。能使我離開戰鬥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後，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機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適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同志，您是什麼文化程度？”“小學三年。”“上過黨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啊，那沒什麼，沒上過這些學校也可以鍛鍊成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這種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紹過您的情況。

我們可以給您一個工作在家裡幹，不一定到這兒來上班，總之，可以給您創造各種方便條件。但是，幹這一行需要有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這些話對保爾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經過半個小時的談話，證明他的知識不足，在他寫的一篇文章裡，這位女同志用紅鉛筆劃出了三十多處修辭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您現在寫的東西還不夠通順。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俄語。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您一直沒有時間學習。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任用您。我再說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寫的這篇東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動內容，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修改別人文章的人。”保爾拄著手杖站了起來。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動著。

“就這樣吧，我同意您的意見。我能成為什麼文學家呢？！

我以前是個好火夫，也是個不錯的電工。我騎馬很內行，很會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是個不稱職的戰士。“他告別之後，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點跌倒。一個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麼啦，同志？您的臉色很難看！”保爾鎮定了片刻，然後輕輕掙脫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著手杖走了。

從這天起，保爾的健康每況愈下。恢復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越來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並且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卹金。他拿到了撫卹金，同時還領到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發給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他隨身攜帶，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瑪爾塔這時來了一封信，邀請保爾到她那裡小住和休養。保爾本來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懷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找到幸福，也就是說，找到用不著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樣，大家都勸他治療，並且答應給他找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爾松的寓所裡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個人待在屋子裡。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飢似渴地讀著書，一本接一本——瑪爾塔有很多藏書。晚上瑪爾塔的許多女友常來看望，有時也有男同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