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產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臺的時候，大廳裡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歷，怎麼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都清楚。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麼參加戰鬥。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裡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林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幹什麼也乾脆。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寧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麼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著布林什維克走，絕不含糊。”老司機那白髮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隻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著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眾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髮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臺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著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裡放，就老是擺弄手裡那頂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著，露出裡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著兩顆銅鈕釦，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著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著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歷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裡講起才好。

只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後的一步，這一步將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這個高個子、鷹鉤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父親什麼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我們跟著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麼多張嘴，可真不容易。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只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只管飯，白乾三年，不給工錢……老闆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願意要，後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我給他幹了三年，他什麼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幹雜活，給他打酒。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闆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因為老闆常喝醉酒，老闆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裡，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一樣。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有一回，他指著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裡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著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後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