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六十年代、楊沫身患較重的冠心病，這時她的創作不多，但沒有斷，仍然寫她所熟悉的抗日鬥爭生活。1963年楊沫調到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並擔任了北京市作協副主席。

短篇小說《永久的紀念》、《房客》、《紅紅的山丹花》、《我的醫生》、《彙報》、《素不相識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寫成。這六篇小說全採用第一人稱寫法，表現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據地的戰士、幹部、群眾和“我”——女八路的關係。他們在艱苦的歲月，掩護和搶救了“我”，幫助教育了“我”，表現了他們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品質和高度的革命覺悟與堅韌不拔的意志。有人評價作者在這個時期創作的“我”這個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說是林道靜形象創作的延續，她們從不同側面豐富了塑造知識分子形象的意義。”（張韌《論楊沫的現實主義創作》）

當楊沫身體好轉，正要著手寫《青春之歌》下卷時，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東方欲曉》：創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幫”猖狂肆虐的日子裡，楊沫被當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過，當作“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假黨員”被批鬥過，強迫她交待“反動歷史”、“修正主義罪行”，楊沫堅強地頂過來了。到1971年她早就煩透了“靠邊站”學習班裡無盡無休的“學習”，佔據她頭腦的是應該寫東西了。那時她心頭常常浮現《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裡，她記載了自己的設想：林道靜仍然是主人公，她來到抗日根據地，工農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對她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漸成長，到抗戰勝利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優秀幹部；盧嘉川沒有死，被人從死屍堆裡救活，在根據地與林相遇，林內心震動極大，她還在深深地愛著他。江華已成為分割槽司令員，他內心痛苦，覺得對不起盧，矛盾貫穿三個人的心靈。林道靜成全了盧嘉川與俞淑秀的愛情；小俞、王小燕、許寧、羅大方都來到根據地，他們之間有共同理想，也有複雜糾葛，知識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書的主旨。楊沫在日記最後寫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這個時候，怎麼能這樣寫下去呢？我茫然了。”

楊沫被不能寫作折磨著，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裡閃耀過的無數火花，那些深深摟刻在她心底的戰友和群眾在促動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獄中，刑場寫詩吟詠，她更不得安寧。她想：我已是老蠶了，就讓我把這點最後的絲吐盡吧。楊沫設法逃出當時北京“舊市委被砸爛單位的學習班”，請假回家“養病”，跑到西郊香山，租了一間民房，開始偷偷寫作。這年3月21日的日記中記載：“創作的艱辛我這兩年飽嘗夠了。不知怎麼搞的，我寫這部《東方欲曉》比寫《青春之歌》時難多了。那時，我寫的都是自己熟悉、親身感受很深的內容……而如今卻不一樣。怎麼寫東西這麼難呢？”楊沫要寫作，要把心中的紀念碑搬到紙上來，但在文化專制的年代，她走的是一條違反創作規律的道路。她感覺到了，但違心地在做。經過近四年的嚴冬酷暑，闖過病痛及人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幫”前夕，七十萬字的初稿寫成了。但不久，隨著思想的解放，楊沫意識到她“千辛萬苦寫出來的東西，正像一個人在昏暗中編織出的工藝品，拿到亮處一看，才現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難以嚥下的夾生飯”（《我和（東方欲曉》）。許多辛苦白費了，給楊沫帶來難以言喻的苦惱。但楊沫畢竟是楊沫，她是一個勇於面對現實，冷靜解剖自己的作家。對夾生飯她決定“我怎麼吃了，還怎麼吐出來”。她要不遺餘力地改寫，甚至重寫。終於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萬字的《東方欲曉》的第一部，恢復了她現實主義創作的本來面目。

關於這部小說，楊沫曾寫過《我的創作為什麼走了彎路》、《我和〈東方欲曉〉》、《有綵線才能繡出花朵》、《〈東方欲曉〉二三事》、《遙寄心聲》等文章。誠懇地細訴她創作中的甘苦，總結這部小說創作的經驗與教訓。

《東方欲曉》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寫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用悲憤的筆觸展示出國破家亡的真實圖景，以及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各階層各類人物的表演，還描述了在中日對立的戰火中，兩國人民共同的苦難和友情。全書側重表現的仍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怎樣走向革命的道路，創作的鏡頭仍然主要對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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