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我的好運來了，而且還不止一次，是兩次。暑假期間，我在國外旅行時，遇見了一個女孩，併為之傾倒。回到以色列後，我們繼續來往，但唯一的問題是，她的學習和生活都在耶路撒冷，這使我們的愛情之路很艱難。直到幸運女神的再次眷顧，我遇到了另一個住在海法的可愛女孩。因為我現在有兩個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女友，生活變得有點複雜。兩個女友都知道對方的存在，並接受了這種安排——不要問我為什麼。但是，當我遇到馬蒂亞的時候，一定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時候，這一次幸運之神不再眷顧我：我的“海法女友”和馬蒂亞是室友。

馬蒂亞認為我沒有認真地對待兩人的感情，但是我對她是真心的。我和那兩個女友分手後，使出渾身解數開始追求馬蒂亞。

在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向她傾訴了自己之前的遭遇，這確保了我的開場白是成功的。然而，頑劣的名聲卻如影隨形。

在我第一次去馬蒂亞家時，她母親以斯帖·密爾瓦斯基·皮萊格博士，同時也是一名牙科醫生，把我拉到一邊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她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女兒對這段感情很認真，如果我真正地對她寶貝女兒感興趣，那麼最好是改掉自己的惡行。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尷尬的時刻。伴隨著口吃和臉紅，我還是試著向她解釋，我已經改變了我的處事方式。大約一個小時後，馬蒂亞的父親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他以極大的熱情申明道，他愛他唯一的女兒勝過一切，並會不遺餘力地確保她的幸福。他以一種警告的方式說：“每週我都會去海法，確保馬蒂亞一切都好。”馬蒂亞的父親是一個化學家，他曾加入了哈迦納（譯者注：這是一個地下軍事組織）——以色列建國前的國防部隊，並掌管成千上萬的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文職人員。因為精通勞動法，加上隨和的態度，他在這個職位上有著堪稱完美的表現。從一開始我就喜歡他，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相互的，因為在我們“談判”結束的時候，我獲得了追求馬蒂亞的許可。在十幾歲的時候，我並沒有領會到談判的藝術。當以優異的成績完成高中學業時，我決定嘗試申請軍隊的特殊學術課程，即阿圖島獎學金計劃。我想，如果沒有獲得批准，我將回到青年運動，並與我的朋友一起加入納哈爾旅團（青年先鋒戰鬥隊，其中結合了軍隊服務、養殖，以及後來的社群工作）。後來的事實表明，我別無選擇。我與青年運動的關係已經惡化了好一陣子。起初我是一個積極的成員，跟隨著我哥哥烏里的腳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從支部委員會退出，甚至還被認為是叛徒，就因為我週五晚上是與來自於偵察營的新女朋友一起度過，而不是與我青年運動的同事在一起。十七歲的時候，我的特立獨行每時每刻都對青年運動的“集體意志”形成挑戰，好像要突破彼此的邊界而針鋒相對。

1961年，以色列國會也就是眾議院舉行選舉。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但既然我已答應過父母，我只會在業餘時間工作，因此我決定把工作和愛好結合起來，作為一名招聘專員為以色列工人黨工作。有人遞給我住在特拉維夫的佛羅倫薩地區的人員名單，一連好幾天，只要一放學，我就對名單上的家庭進行逐一尋訪，標記出每個家庭成員是“黨員”、“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這樣工人黨就可以知道它的選民在哪裡。這份工作將在選舉日那天結束，這個時間點與我青年運動的下一個宿營計劃有點衝突，那個計劃是在選舉日三天前開始。我向宿營組長解釋了這個情況，並請求允許我稍晚一些趕到內蓋夫的營地。“不行，絕對不行！”他憤怒地回應道，“紀律就是紀律。按照約定你將會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去……沒有任何例外。”然後還繼續挖苦道：“為什麼你總是與眾不同呢？”隨後我離開了，沒有設法去達成妥協。該小組按計劃動身前往營地，我繼續為工人黨工作，就在這時我加入了工人黨。

我記得，就是那一次，我被小組委員會拷問，這是一場由同志們組織的審訊。大約在我抵達營地的三天後，委員會召集了會議，叫我來澄清理由。聽了我的解釋，他們沒有任何客氣的言語，直截了當地把我從營地驅逐了出去。有多數票反對我，結果就是這樣。

我之所以去營地，當然是確信事情會有轉機。我帶著滿滿一箱子好吃的東西，足以讓我維持一個月的時間。我不可能在三天後就回家。我該怎麼和我的父母解釋呢？很快我就決定拖延時間，這對我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我拿著行李箱，去了比爾圖維亞村我舅舅茲維的家，他是我母親的哥哥。他看到我進門時大喊道：“太好了，你來這裡！”而且，沒有糾纏著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