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工程師朱家希特別興奮，他說：“如今世界五個大國都有了核武器，每個國家都是獨立完成的，誰也幫不了誰。”我出於職業敏感，看出蘇聯在經濟發展方面比較緩慢，在遠東開墾生荒地受阻，蘇共21大所訂的生產指標偏高難以落實；在文化領域干涉過多，如對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處置不當。後來又把統一的各級黨委一分為二，改組為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損害了黨的統一領導，赫氏本人也相當突出個人，形成新的個人迷信；在中蘇論戰中也不夠冷靜，意氣用事，等等。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建國初，我對*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從理想主義出發，達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蘇共20大以後，又對赫魯曉夫的大方向十分痴迷。看來蘇聯領導層並非我所想象的那樣磐石般的團結，大概世界上沒有什麼十全十美的事物，這使我逐漸從理想主義中解脫出來。

我在集訓隊不怕苦，不怕累，無論落雨天晴，都打著赤腳，挖地、背糞、翻穀草，每天都鼓足了勁。因不穿草鞋，霜降後患了風溼性關節炎，右膝疼痛。10月下旬參加挖紅苕，天天吃蒸紅苕，不定量，有胃病的人直冒酸水，叫苦不迭，我因吃得，還長了些紅苕膘。

36蒙西禮和005

集訓隊裡不乏奇入奇事，蒙遁禮和梁安廳的故事迄今難忘。逃犯蒙遁禮出身貧農，長得眉清目秀，經常一副笑臉，很討人喜歡。他文化不高，酷愛學習，筆記本里寫滿了菜名，什麼宮寶雞丁、四喜丸子、紅燒魚翅、海椒肉絲、紅燒什錦、東坡肘子……他說：“這是為了多識些字和打精神牙祭，吃不到口，想一下那滋味也安逸嘛！”他家住鹽亭縣安家公社，小學剛畢業就面臨飢餓時期，草根樹皮都吃光了，只有出外逃荒，由盲流而扒竊。他敘述第一次作案時膽戰心驚，在新華書店裡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個正在看書的幹部衣兜裡的錢夾，輕輕裝進自己的包裡，也許是過於緊張和專注，一時未注意到錢夾上套著一串拉鍊，他剛走開，就被失主發覺了，那拉鍊的另一端是系在幹部腰帶上的，他立即來個金蟬脫殼，捨棄上衣，奪路而逃。這次作案不但毫無所獲，還損失一件上裝，真是偷雞不成倒蝕一把米。他匆忙逃到沿河一條小街，見一位老太婆正在鋁鍋裡煮掛麵，水剛煮沸，大概是主人進屋裡取小白菜，一時無人，他便來了個連鍋端，迅速轉移到一個僻靜的角落飽餐了一頓清水掛麵。後來他沿寶成線走到川陝邊界，看到無數攜兒帶女的人外出逃荒，他年輕力壯，常走在老弱婦孺的前面，或乞討，或扒竊，有飯大家吃，和婆婆大娘們相處得很好，儼然是一個行俠仗義為生存而鬥爭的少年。

在長期流竄中，他多次被收容拘禁，不得不以三所（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為家。一次在邛崍縣收容所住了大半年，他出身好，嘴巴甜，模樣乖，當上了炊事員，兼處理因水腫而死去者的屍體，看到一個個衰弱的生命在凌晨死去，引起他深深的憂慮和思索，覺得自己能僥倖活下去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活一天算一天吧！”被判刑後，他串通一位女就業人員伴作夫妻逃跑，在旅館中被捉回苗溪集訓隊。

有個星期天吃過早飯，他悄悄1溜進5號小監與我談心，見我的挎包裡還有一份l0年前刊有拙作的一張《人民日報》，以及四川日報俱樂部饋贈的“文娛先鋒”紅色錦旗和一份英文版的南斯拉夫旅遊地圖，對我產生了信任感，並坦誠傾訴了自己的不幸。談到興奮和傷心處，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熱淚，突然跪在我面前連連磕頭：“今後我要把你當作自己的父親，希望你引我走一條生路。”我忙把他扶起來：“使不得，使不得！我們是同一代入，江湖上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們還是以兄弟相待吧。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也幫不了你什麼忙。”他說：“你可以教我提高文化”，我便在他的本子上寫了一些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等人的詩詞。

梁安廳是刑滿就業人員，為了吃飽和過上人的生活，從苗溪逃到貴州。據他說，在貴州和雲南的崇山峻嶺中，迄今仍有中央政令達不到的被遺忘的角落，那裡的老鄉過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作而食。既不知道孫中山、蔣介石和抗日戰爭，也不瞭解共產黨、毛主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孩子們讀的還是《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和《治家格言》，那裡的人歡迎外面的秀才進山教私塾。我聽他講如此神奇的現代桃花源，不禁睜大了一雙眼睛，認為是絕無可能存在的烏托邦，也許是江湖流浪人的一種精神寄託吧。

無情的現實是，梁安廳在流竄中又被公安機關逮捕。審訊中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