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娛晚會內容豐富，盛況空前；我和陳樹煜合說的相聲還得到報社俱樂部授予的一等獎，錦旗上大書“文娛先鋒”，這面錦旗一直儲存到l965年。

如果不是看一時一事，而是看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我從事新聞工作的六年正處於人生花季，也是思想蓬勃向上時期，精力充沛，朝氣蓬勃，怎麼能說我政治上不開展呢？誠然，我不愛反映情況，更從不打小報告，我覺得在背後反映別人的隱私和弱點不正派，不道德。不屑於以此來掙表現。不是我不追求真理，而是有人硬把我劃為異類，不得不離開報社。“哀莫大於心死”，在報社，我的心已經死了，萬念俱灰，夫復何言？

參加革命那年，我才十六歲，婚戀尚未列入日程。在部隊和根據地，婚戀也是要論資排輩的，人事科長史彰公開講過“二八五團”的標準，即二十八歲，五年黨齡，團級幹部，我們剛參加工作的新毛桃，相差十萬八千里，豈敢越軌妄為？何況周圍的女性都是我的大姐，因此很難找到合適的物件。在新訓班，我一度傾慕老區來的一口山東口音的趙華，她是候補黨員，秧歌扭得好，以後聽說她在追求另一位老區來的裡若，我自知條件差，不敢有所表露。（後來趙華被裡若拋棄，一度神經錯亂，以後回山東結了婚。幾十年後相見，我妻熱情招待了她，後來她從山東寄來一包大紅棗）。徵糧時，一位河南參軍的老大姐賈文若與我多次在傍晚的公路上散步，談她參加革命後的經歷，她的熱情和坦率使我心動。宛若一位中學生暗戀自己的女教師。

1953年春，報社一次批准十對青年男女結婚，我那年剛滿二十，在江津採訪時，有三位女性對我表示了好感。陸楨毓年齡比我大，又是副科長，*黨員，我不敢接受她的追求；謝紅梅也是黨員，彼此有些交往；還有一位何頓川暗戀著我，當時我並不知曉，這些大概只是愛情的萌芽。

令人欣慰的是我終於離開報社，可以在一個新的地方開創一片新的天地。但頭上似乎隱隱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令人提心吊膽，誰知在我的檔案袋裡裝了些什麼材料，對我的歷史作了什麼樣的結論？

四川大學像一個溫暖的新家，中文系一年級先到校的新同學與我這個當過多年黨報記者的調幹生熱情握手，投以親切的眼光和真誠的微笑。校黨委辦公室李安瀾主任見到我就說：“你在黨報是搞思想工作的幹部，如今在這裡就學，對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請多提些意見，給黨委以幫助。”使我聽後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黨委宣傳部聘請我任廣播室副室長，團委黃桂芳、譚萬貞似乎把我當作理所當然的“左”派，幾次送給我內部發的座票，讓我聽一些報告並參加歡迎日本青年代表團等活動，還說我編寫的稿子能把握分寸，格調健康，語言生動。我在廣播室工作一年間，是廣播室最有朝氣的時期。

黨的八大使全國人民熱血沸騰。七大自1945年閉幕以來，已經11年，*不僅取得了新*主義革命的勝利，還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化三改造勝利完成，剝削階級已經消滅。毛澤東的開幕詞熱情洋溢，告誡全黨“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指出，全國面臨的矛盾是對物質、文化生活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和社會生產力落後的矛盾，我們即將向科學文化進軍，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和西方許多兄弟黨都派了高階代表團列席盛會。真是一場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進軍。年級黨小組長秦育聰指定我對八大的意義作一次中心發言。秦和我很友好，我們常在一起朗誦郭小川長詩《致青年公民》、邵燕祥長詩《我們愛我們的土地》，合唱《我們的馬兒過草原》。新中國大學生是何等幸福啊！

10月，報社通知我到總支辦公室一敘。何宗君笑逐顏開，通知我的工資由行政l9級提為18級，到會計科領取補發的兩個月工資，並退還了肅反時沒收的日記本和筆記本。寒假時。副秘書長張楓苑從中央黨校學習回家度假，約我一敘，他關心地詢問：“你為何要離開報社？”我不便作答，他接著說：“也許是一時處境有些困難吧？我看這樣，以後寒暑假期間，你可作川報特記者，我們開介紹信，你可以到工廠農村體驗生活。5年後畢了業，仍回報社編副刊，你可不要忘記報社啊！”我和趙明賢談起此事，他說：“難得，很難得，報社對你不薄。”我甚至設想如果李力眾、張楓苑兩位老領導不去北京學習，我也許在肅反中不致遭到如此沉重的打擊。

1956年10月爆發的匈牙利事件，在社會上與大學生中有種種猜測。我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