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升任駐德國大使。而對日本有利的是，當初大鳥當初和尚未成為第三帝國外交部長的裡賓特洛甫有不錯的私交，裡賓特洛甫本人也傾向於和日本合作。然而要和日本合作面臨的阻力卻不小，這也讓裡賓特洛甫很是頭疼的地方，畢竟這麼多年和中國的合作遠比和日本的合作要來得多，也來得廣泛，中國人在德國政府和軍隊中都有很多同情者。

近年中國和德國合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戰結束後，做為戰敗國的德國丟失了所有在中國的特權，然而這也是導致中德關係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眼睛中，認為只有戰敗的德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和中國平等交往的先進工業國家。其它國家要麼在中國擁有租界要麼佔有中國土地，擁有各種特權，根本談不上所謂的平等。

中國不僅需要德國的投資，還需要德國在軍隊建設和工業管理方面的經驗，戰後德國被閒置的軍工人才也可以到中國來一展身手。而在一些德國人眼中，中國恰好是重振德國經濟所需要的一個可以進行互利貿易的夥伴，中國既可以為德國工業製成品提供市場，又能提供德國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材料。中國無論那個派系的軍閥都迫切地希望同德國開展經濟軍事合作。只是由於中國政局過於混亂，德國魏瑪政府遲遲不知究竟把賭注押在哪一方才好。

中國內戰連連，德國製造的武器因為優良的效能深受中國人歡迎，輸入中國的軍火幾乎佔據了中國進口武器的一半份額。希特勒上臺後，大力擴充軍備，中國的黑龍江李成坤首先和德國達成了以農產品和礦物資源換取德國武器的先例後，南京國民政府也效仿，使得中國引進的武器絕大部分都來之於德國。德國國防軍在擴充軍備的過程中為了檢驗其新式武器裝備，國防經濟部門需要獲取並貯藏中國的戰略礦產原料，工業巨頭及軍火商人需要向中國推銷其產品並擴大銷售，使得德國政府甚至貸款給李成坤政府用於購買德國武器。

無論是南京的蔣介石還是黑龍江的李成坤都十分重視和德國的友好關係，他們對德國也表現出和其他中國人一樣的偏愛。對德國他們都有好感甚至崇拜，根據《中央日報》報道在李成坤初次在北方抵禦住了日本的進攻，站穩腳跟後來到南京和蔣介石會談中，他們都談到了德國民族堅韌性格，剛強而勇敢，重視戰士的榮譽。他們都很認同德國軍隊訓練有素、武器精良，可作為改造中國軍隊的借鑑。

蔣介石認為應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作為實現國家統一的指導原則。他甚至提出一個口號：“德國民族的偉大精神乃是我們未來的榜樣。”李成坤更認同俾斯麥為首的那些德國軍事家和政治家對德國民族的改造，他們用了數百年的時間才把德意志民族和日爾曼人改造成現在的他們心目中完美的軍人，認為要實現那些目標必須從最基本的人開始做起，否則必然是空中樓閣。

事實也表明了兩個人所說話語並非只是隨口之言，蔣介石無法完全控制民眾和軍隊將領，他的政策很難普及。對那些政策各地均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①即使對民眾幾乎沒有對人利益產生的衝擊，旨在提高國民素質的“新生活”運動，也受到了各種暗地裡的抵制，根本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即使政府撥款給軍隊，很難將錢全部花在軍隊身上，能保留十之三四就已經很不錯了，更何況他們對這些要求並不是很迫切，對軍隊的投入始終沒有能加強。

蔣介石在改編軍隊的同時不得不派遣大部分的軍隊和反對他的武裝作戰，這些戰鬥消耗了巨大的金錢，原本使用這些金錢是完全可以讓很多部隊戰鬥力得到極大提高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能盡全力來組建他的軍隊，他似乎已經忘記了孫中山在經歷了無數挫折後才得出的結論，掌握一支強大的忠於國家的軍隊，這支軍隊必須要有頑強的戰鬥力，足以完成革命的需要。在長期的國內戰爭中，蔣介石碰見的軍隊都是裝備遠落後於自的部隊，對花費巨大代價來建立一支強大軍隊沒有迫切的感覺。

李成坤卻不同，他的部隊從開始處於日軍的巨大威脅之下，如不能抵抗住日軍，那麼只有被毀滅。這種壓力不僅是在他身上有，在軍隊，在民間都有這種深刻的認識，見識了國破家亡的民眾更知道李成坤和他的軍隊是他們的最後一個救命稻草，對那種畸形的傾向軍事部門和軍工產生的嚴重經濟後果都忍受了下來。李成坤也沒有讓這些人失望，至少李成坤讓大多數的人過得比以前還要好，以前夢寐以求的東西都可以得到，相比之下吃苦算得了什麼？正是在日軍強有力壓力下，迫使他們不得不用所有能使用的代價來換取軍隊的現代化，來保衛自己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