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彈。他們一天消耗的槍彈抵得上中央軍近十個師的消耗，以主力步兵師整編十二師為例就有四千支衝鋒槍，開槍速度極快，一眨眼的工夫一個彈夾三十多發子彈就打得乾乾淨淨。帶二十彈夾的步一式步槍一萬二千支，德制反坦克槍八十支，輕重機槍近六百挺。六○口徑迫擊炮八十四門，八一口徑的迫擊炮五十四門，二○口徑高射炮十八門。75MM的輕步兵炮二十門，150MM的重步兵炮六門，105MM的輕榴彈炮三十六門，150MM的重榴彈炮十二門，37MM反坦克炮七十五門，噴火器九具。全師共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人，馬匹近五千匹，各種運輸汽車達到五百輛多還有少量的偵察用摩托車。大部分槍彈要靠我們自己補充，炮彈除了了輕步兵炮中央可以給點支援外，其餘全部要靠我們從千里只外運輸過去，這對我們原本就緊張的運輸的壓力是不言的。

我的想法在幾個月後得到了證實，龐大的中國軍隊在日本優勢的火力面前被壓制了，戰術老久的中國指揮官沒有注意到戰場協調，協同作戰一團糟糕，側翼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掩護頻頻被日軍從側翼得手，最終喪失了戰場主動權。慢慢恢復元氣的日本航空兵駕駛蘇聯戰鬥機出現在淞滬戰場後，原本火力不佔優勢的中國軍隊在日本飛機和地面部隊猛攻下損失慘重，側翼終於被突破，導致整個戰線全線崩潰。在這場戰鬥中孫立人中將的表現尤為突出，是中國軍隊中幾乎唯一的亮點，面對日本狂攻猛打，日軍的正面進攻、夜襲、側翼突擊均沒有奏效，日軍在長達六個月的進攻中在這塊陣地上丟下了五萬多具屍體，孫立人帶領的軍隊僅損失二萬餘人。在防線崩潰的時候僅孫立人的陣地毅然不動，參戰部隊均損失慘重，多守已無多大的意義了，在蔣委員長下令撤退後，孫立人被委任為第十五集團軍司令負責掩護部隊撤退。

參戰的炮兵第十團和炮兵十四團，也是中央軍僅有的兩個重炮團，各裝備有二十四門中國僅有150MM重榴彈炮（30倍口徑和32被口徑兩種，十團是32口徑，射程為15KM，較30倍口徑遠2KM，但30倍口徑為德國制式裝備）。因為中央軍火炮極少，德國顧問的建議下蔣委員長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來使用。炮十團基本訓練尚可，卻缺乏必要的偵察、評估手段以及複雜情況下的作戰訓練，但是火炮的炮彈只能依靠進口，且是最基本的榴彈和少量的穿甲彈，連普通的燃燒彈也沒有，更不談別的特種炮彈了。在上海城市戰的時候，各種火炮缺少，自動輕火力不強，沒有城市戰經驗，在城市中無法取得優勢。炮兵重炮無法進入城內，在城外射擊精度差，沒有燃燒彈等這些特種炮彈，面對困守堅固陣地的日軍無能為力。打到後期，庫存的炮彈幾乎消耗乾淨，在得知我們有這種炮彈後，甚至蔣先生親自打電話向我要炮彈。

孫立人後來回憶那場戰爭說道：“我軍除我部外均缺乏必要的協同，戰爭初期在我優勢空軍轟炸後沒有及時進攻錯失了進攻良機。後在德國顧問指導下由有經驗的軍官和士兵組成了突擊隊，裝備精良武器，不計代價的向日軍縱深突進，不求佔領殺敵，而是以持續不斷的推進破壞日軍的穩定。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取得了一定的戰果，可惜的是部隊能力、訓練等各個方面的關係，沒有能領會執行德國顧問的真正的戰略意圖，沒有能擴大戰果。德國顧問的意圖是突破後後續部隊迅速的插上，形成對兩翼日軍的反包圍，徹底的消滅日軍。在前面部隊突破後後面部隊跟不上，即使後來有跟上來的時候也錯過了戰機，前面突擊部隊損失已經非常慘重，反而把自己陷入了日軍包圍中。但是這種作戰的思想非常值得我們的借鑑和學習。

這場會戰也充分體現了後勤對戰爭的重要，我部在長達六月的戰鬥中傷亡極少，是因為他們炮兵部隊提供了足夠強大的火力支援。敵人的任何一次進攻都陷入我們的猛烈的炮火中，我軍炮彈消耗極大，後勤人員和後方多方努力才能保證足夠的供應，尤其是燃燒彈、高爆彈等特種炮彈的大規模運用給他們極大的殺傷，使得我部陣地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下毅然不動……

友軍對我們的武器羨慕不已，我們卻認為這是必然的結果。在我們大力發展工業，所以人都節約每一分錢為國家的時候，南京政府卻依然不顧人民死活，大肆鋪展浪費，官場腐化到了極點，政府已經離心離德，上至蔣委員長下至各級官員都只知為自己撈錢、撈權，對軍隊投入可謂……政府只知從外國購買武器，從來不知自己製造，即使中國可以製造同樣的產品且便宜不少的時候也不例外，只因為外購外國武器有數目龐大的回扣可拿。甚至山西和廣東地方武裝都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