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抗戰的硝煙過去了五十多年，我們不少同胞爭著在日本人在中國開設的工廠裡工作，雖然他們中不少人的長輩就死於抗日戰爭；我們的商場裡擺著琳琅滿目的日產電器，銷路一直不錯；街上流行的是“哈日”的風尚；我有位好友喜歡唱日本歌；而我自己喜歡上打排球，則源於日本電視劇《排球女將》……

然而，突然有一天，邱震海博士馬立誠先生說我是“不理性”的“極端民族主義份子”了——因為我在日本警察跑到中國領土釣魚島把中國公民抓到日本後，在“禁止京滬高速鐵路採用日本輪軌技術”的決議上籤了名；因為我在日本首相公然宣佈參拜靖國神社後，理所當然地在亞洲盃所有有日本隊參賽的球場上，對日本吹出響亮的噓聲，尤其是重慶，這個在抗戰時期飽受日本飛機狂轟亂炸的地方……但我並不同意邱震海博士馬立誠先生給我戴的大帽子，我不認為我有什麼“仇恨”，事實上我理性得可敬：因為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贏得抗戰勝利後，並沒有象蘇聯佔據北方四島那樣懲罰性佔據硫球群島——即使硫球直到清朝都一直是中國的藩屬國；我們甚至還放棄了國家賠償，因為我們認為如果在日本戰敗的情況下再要求賠償，日本可能會重複德國一戰失敗後、因承擔不住鉅額賠償而導致納粹興起的歷史；我們沒有追殺拿中國人做實驗品的731部隊成員，讓他們無處藏身，這些雙手染滿鮮血的人，個個得以壽終正寢，至死少有成員反省原先的罪行；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接待過曾被定為戰犯的日本首相……理性的中國人，最終把中國遭受侵略的責任歸咎到自己本身，我們的先輩我們的教科書教育我們：牢記抗戰歷史，是為了提醒我們，落後必然捱打，這是從我奶奶這樣的家庭婦女直到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最基本的共識——這樣的民族會產生仇恨？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有產生仇恨的土壤？

以色列由國家派出特工全球追殺納粹漏網之魚，至今沒有停手，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說他們是“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反而認為這是伸張正義；中國老百姓對著不斷為侵略戰爭翻案、不斷製造藉口侵佔我國領土釣魚島、暗地裡臺獨的日本發出噓聲，怎麼就叫做仇恨日本人了呢？怎麼就狹隘而不理性了呢？這麼多在中國跑來跑去的日本人，有誰被“極端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打了嗎？

邱震海馬立誠們卻煞有介事地開始論證起什麼“中國國內近年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其非理性的特點，再加上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在日本國內引起的不但是情緒化的反彈，而且阻礙了日本社會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長，客觀上對於中日關係和中國長遠形象造成損害”，提什麼“對日新思維”來了。

二、“仇恨”背後的陰謀

“對日新思維”的荒謬，網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在這裡沒有重複的必要。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於什麼新思維，而在於只要一開始辯論這種所謂的“新思維”，無論論辯雙方抱持何種觀點，首先必須承認一個大前提，即“中國民間仇日情緒太強”，能夠爭論的，無非是這種強烈是否合理、以及誰應為造成這種局面負責而已，其結果實際是把中國老百姓對於日本倒向軍國主義道路的合理反應由正常變為不正常，並且隨著辯論激烈程度的增加，愈加聚焦其上，人為製造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機狀態。這就象美國人不斷指責中國賣武器給巴基斯坦，而中國給出各種證據拼命辯解這是子虛烏有——美國的重點其實不在於中國有沒有賣武器給巴基斯坦，而是要給人一種印象，即中國賣武器給巴基斯坦是不合法的，事實上，只要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我賣武器給誰你美國管得著嗎？你美國不照樣不管“八一七公報”，賣武器給臺灣嗎？

由此可見，真正“仇恨”日本的是誰呢？其實是邱震海馬立誠們。他們不斷憂心忡忡地要中國老百姓冷靜再冷靜，看來似乎在為中國和平崛起出謀劃策，客觀上要求中國老百姓“顧全大局”、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不做反應；客觀上煽起的是日本普通人對中國的危機感，客觀上是不斷在為“中國威脅論”加油添柴，客觀上為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推出“有事法案”等等造成良好的國際國內輿論環境——日本為什麼必須擴軍備戰，理由很充足，因為中國越來越強大，而中國人恨我們，一旦中共迫於民意找我們麻煩，誰管得住呀？我們怕呀！——請注意，這時一向認定中共專制的日本傳媒，倒是誇起中共“從民意如流”了。

其實對比一下韓國，上述問題不證自明：即使都跟著同一個老大美國，而且在韓戰時期，日本作為聯合國軍的大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