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篇奇文，題名《綢（籌）糧釋論》，自述寫此文之目的在“昭彰王君莫白之心志，見其中有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不使無知之徒，虛妄揣測！輕薄之人，深詆厚誣！”

文中考證鉤沉，旁徵博引，從綢緞與糧食的異同寫起，一直寫到荊州貿易局勢與世家關係網路，又以王揚的交遊言行為旁證，索隱推論，洋洋灑灑寫了三萬餘言，可謂蔚為大觀。最後指出：

“王君之志，皆早寄於歌詩之中，而昧者不能察也。‘彩袖殷勤捧玉鍾’，即暗喻其以綢緞入局，籌糧建倉之志。

彩袖即錦緞也；殷勤者，勤懇不倦之意。鍾乃糧之代稱，《史記·貨殖列傳》言：‘販谷糶千鍾’。玉者，天下貴物，人皆重之。言‘玉鍾’者，乃取‘民以食為天’之意，以糧事為國家要務，故不可不重也。

王君不惜自勞於綢緞商賈之事，殷勤辛苦，以一身之汙，而終捧出千家之糧！其拳拳仁厚之意，盡於此句矣！知其心者，無不為之感泣！而迂冥者鳴鼓攻之，不知王君其意也深，其志也廣，豈庸鄙之能望？《尚書》之冤，有王君為之洗髮。而王君之冤孰拯？故撰此文，考王君參建常平倉之本末，不恨來者之不聞也！”

本來這篇文章只是在小範圍內傳閱，但有《古文尚書》一派學者上告南平郡郡學祭酒，說此生做“妖文訛言以亂人心”，要求革除學籍，以正視聽，並引典學從事史（學政）、儒林參軍（教育督導）給郡學祭酒施壓。

不料此舉引起今文一派強烈反彈，紛紛下場聲援。兩派大顯神通，各找人脈，連郡太守都被捲入其中，因其與該生系同族，又主張息事寧人，竟被告到部郡從事（代表州部對各郡進行監察，相當於駐郡監察官），劾太守枉法！官司一直打到州部，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最後該生不僅沒有受到懲罰，還名聲大噪，此文更是流佈於荊州學子之間，大受追捧！

支援“王揚做綢緞生意是為了建倉”這一說法的學子們得此“神文”，更是士氣大漲，再加上謝星涵在暗中推波助瀾，論戰逐漸升級，甚至發展到來堵王揚求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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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電視劇裡很喜歡把一個宗族算成一個勢力，並且把明清時的宗制，當成古代所有時段的宗族情況。經典橋段就是一個很牛的族長，在祠堂開會，討論處置族人什麼的。但現實遠不是這麼簡單。我國自宋開始大倡宗法宗制，也就是所謂的“敬宗收族”，自此以後逐漸加強，典型的就是族長權力越來越膨脹，到明清時，不僅可以插手立嗣分家，有些地方甚至還享有撻罪生殺之權。

可在魏晉南北朝時並非如此。當時的觀念，門和姓是兩個概念。“門”在中古時代也叫“家門”，或者“門戶”，“戶”其實也就是家的意思，都是以家為單位的。比如梁武帝沒登基前，把自己的二女兒嫁給了謝眺的兒子謝謨。但成為皇帝之後就想讓二女兒改嫁，原因是“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南史·謝謨傳》）

所謂“門單”，不是說陳郡謝氏門第不行，而是說謝謨這一家，家勢太單薄。再如顏含告誡子孫：“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他不是說琅琊顏氏是“書生門戶”，而是自己家這一支，是書生門戶。

也正因為如此，柳憕之前才和王揚說：“血統決定下限，家世決定上限。”前者是族姓如何，後者是家世如何，不是一回事。

雖然中古時族制不像後世那樣僵苛，但宗族間通財、助喪、聚居等形式都已經出現（但不是固定和普遍的），但像族規、族田這些都還沒有，不過有歸葬一處的墓田（《太平御覽·詼諧三》：“俗呼滹沱河為崔氏墓田”）也非普遍。

並且北朝重宗族遠勝南朝。北朝是“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宋書·王懿傳》）但南朝則是“昭穆既遠，以為路人”。（陶潛《贈長沙公並序》）古代祭祀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古人關於昭穆原義的解釋不一，這裡舉的是鄭玄的說法），在原義之外，日常行文中，昭穆多代指親緣關係，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枝庶分流遠的，和陌生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