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

文化土壤決定文化傳統。由於中美兩國所處環境、時局的不同，註定了“華盛頓神話”在中國失敗的結局。

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國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上北美大陸以前，其中的四十一位男人就在船上籤署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他們承諾：“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這就是美國精神的先軀，它否定了由來已久的君權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透過自己的公意實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這個無比神聖的概念，從此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美國人的頭腦中。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國人可以義無反顧地犧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亞州行政長官亨利號召人民反抗英國*時慷慨激昂的演講：

難道生命如此珍貴？難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於非要用鐐銬和奴役去換取它們？我不知道別人何去何從，我的抉擇是：不自由，毋寧死！

因此，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當英國統治者私自頒佈“印花稅法”、強行解散紐約議會，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時，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華盛頓，他挺身而出：“當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老爺們必欲將我們的自由剝奪淨盡而後快的時候……為了保衛我們生命的一切息息相關的無限寶貴的天賦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在革命過程中，“天賦*”成為每一個北美人爭取自由的強大思想動力，《獨立宣言》更與革命實際緊密相聯，成為指引獨立戰爭走向勝利的耀眼火炬。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充滿激情地為革命奔走呼號，托馬斯？潘恩在他的宣傳論著中大聲疾呼：

如果你遭了殃，你還能同兇手握手言歡，那麼你便不配被稱為丈夫、父親、朋友和情人，並且不管你這一輩子的地位和頭銜如何，你都是個膽小鬼和馬屁精！

戰爭期間很多民兵的口袋裡都藏著他宣傳獨立自由的戰鬥檄文《常識》一書，這本小冊子廣泛流傳，在只有二百五十多萬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發行了五十萬冊，而作為作者的潘恩卻分文不取，清貧依舊，他拒絕領取任何稿費和版稅，只為了這本書能低價印發，讓並不富裕的人們廣泛購買閱讀。華盛頓後來回憶說：“《常識》使得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心理產生了深刻的變化。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們心中沸騰起來，我們不能屈服作奴隸，不能任人壓迫和宰割，我們決心與這樣一個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國家斷絕一切關係。”

兩位“國父”的命運：孫中山和華盛頓（8）

而在中國，卻遠非如此。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已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末世，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是被資本主義的炮艦強行轟開國門的，變革之路一開始就充滿無奈和妥協。從維新派、洋務派，直至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他們對近代中國種種現實困境的探索與分析，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理想和觀念方式，即“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柏拉圖般的願境雖然無比美好，但總是與現實相距那麼遙遠；他們雖然滿懷希望地仰望星空，卻沒有看到自己正身處黑暗的陰溝。

辛亥革命不久，孫中山應邀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途經巴黎時他滿懷希望地告訴記者：“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都皆不宜於中國。”面對矇昧狀態中的國民，孫中山大聲疾呼：“*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他迫切地憧憬中國出現人人參政的“全民政治”局面，恨不能將全體人民直接扶上*政治的“快馬”。為了啟蒙民眾，他用最有鼓動性的語言，信誓旦旦地向國人宣講：實行*政治，並不需要普通人具有多麼專業和高深的政治知識。關鍵是我們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設計，使一般人民能夠很方便地運用就行了。他把政治分為政權和治權，惟恐一般人不瞭解這個政權與治權也就是“權能分開”的原理，他還以阿斗和諸葛亮為例子說明：

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給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

因此他說，在*政治下，我們全國人民就都是皇帝，個個都是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