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大食也有遣使來唐朝的記錄，表明兩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交流和貿易聯絡。

這些外互動動反映了當時國際局勢下不同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唐朝作為東亞強國所維持的廣泛對外聯絡。透過與南詔和大食的交往，可以看出李豫時期唐朝不僅面臨內部穩定和邊疆安全的挑戰，還需要巧妙地處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儘管南詔轉而向內發展，減輕了對唐朝的壓力，但與大食的持續接觸則展示了唐朝在全球化早期階段的開放態度和外交智慧。

安史之亂後的藩鎮政策及其影響

平定安史之亂之後，李豫採納了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的建議，分別任命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和薛嵩為魏博、成德、幽州（盧龍）以及相衛四鎮的節度使。這一決策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動盪的局面，但也無意中種下了河朔三鎮割據自治的隱患。

傳統觀點認為，僕固懷恩提出分封河北諸鎮的建議時，可能是出於“恐賊平寵衰”的考慮——即擔心安史之亂平定後，隨著戰事結束和局勢穩定，他的功績和重要性會被逐漸淡忘，從而導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下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希望透過分封來建立自己的黨羽和支援。

李豫歷經多年的戰亂之苦，極度渴望和平與穩定。因此同意了僕固懷恩的建議，希望藉此避免更多的衝突和動盪，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寧的生活。然而，這一決定雖然短期內帶來了穩定，但卻開啟了唐代藩鎮割據的先河，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隱患。李豫在追求即時和平的過程中，未能充分預見這一決策對中央權威的長遠影響，最終導致地方勢力逐漸坐大，削弱了中央集權。

應對田承嗣的挑戰

安史之亂後，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行為逐漸顯露出其野心和對抗朝廷的意圖。他在魏博立祠堂，尊奉安祿山、史思明為“四聖”，並向朝廷要求擔任宰相，這一舉動明顯是對中央權威的挑釁。面對田承嗣的挑戰，李豫選擇了妥協：他派內侍孫知古暗示田承嗣拆毀祠堂，並加授田承嗣為平章事以安撫他。大曆十年（775年），田承嗣唆使昭義鎮作亂，攻佔相州，並暗殺衛州刺史薛雄。李豫曾試圖透過調發其他藩鎮的力量來征討田承嗣，但當軍事形勢對朝廷不利時，田承嗣上表謝罪，李豫最終選擇赦免他的罪行，以此換取暫時的和平。

這種姑息態度不僅未能有效遏制田承嗣的勢力，反而助長了他的氣焰。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李豫統治末期，河北三鎮——魏博、成德和幽州（盧龍）——的割據局面基本形成，地方勢力日益強大，中央權威則相應削弱。李豫在處理這些藩鎮問題上的妥協與軟弱，成為唐朝後期中央政權逐漸失去對地方控制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為後來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筆。

後世學者的不同看法

樊文禮指出，李豫並非一味姑息。初期受制於吐蕃壓力，被迫遷就；中期以後，隨著外部形勢改善，他對哥舒晃、田承嗣、李靈曜等採取軍事行動，並透過制度手段打壓藩鎮。大曆後期，唐廷與幽州維持密切關係，一度取得昭義軍歸順，但由於地緣政治結構複雜，未能徹底解決藩鎮問題。

郭子儀總結道：“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這些藩鎮互相聯結，一切事務自決，雖奉事朝廷卻不用其法令。河北三鎮“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綜上，唐代宗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策略既有妥協也有對抗，反映了當時複雜的內外環境，揭示了唐朝中央權威逐漸式微的趨勢，對中晚唐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過關於唐代宗李豫對待藩鎮的態度，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指出，代宗並非對藩鎮採取簡單的姑息政策。樊文禮在其研究中提出，李豫在位初期由於面臨吐蕃的邊境壓力，確實不得不暫時遷就藩鎮以穩定內部；但隨著外部形勢逐漸好轉，他開始積極應對藩鎮問題。

例如，針對哥舒晃、田承嗣和李靈曜等地方勢力，李豫採取了一系列軍事行動，並透過限制藩鎮兵力、廢除諸州團練守捉使、以及頒佈敕令禁止藩帥擅自任命屬州刺史等措施來打壓藩鎮權力。

此外，有關河朔地區的藩鎮，有學者認為，在大曆後期，中央政府與幽州之間的關係相對緊密，甚至一度獲得了昭義軍的歸順。但是由於複雜的地緣政治結構影響，這一努力未能完全成功實現對所有藩鎮的有效控制。特別是經過田承嗣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已趨於穩定，並且形成了一個自治程度較高的地方政權體系。這些觀點強調了唐代宗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