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高宗繼承了父親唐太宗留下的龐大帝國，深知責任重大。為了昭示新時期的開始，李治宣佈改元為“永徽”，寓意著永恆的光輝，表達了他希望帶領大唐走向持續繁榮的決心。“永徽”這個年號不僅承載著他對國家長治久安的美好願景，也體現了新帝對未來的期望與承諾。儘管告別了太宗李世民的時代，但在高宗的領導下，大唐帝國依然穩步向前。這一時期既是對過去成就的延續，也是對未來繁榮的期許，展現了大唐不斷前進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共同輔政，李治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使得“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史稱“永徽之治”。

永徽年間（650-655年）也是高宗統治的早期，這段時期被認為是唐朝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不僅因為社會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為經濟繁榮和文化的蓬勃發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現出了對民生的關注。即位之初，他積極聽取地方官員的意見，關注民間疾苦，並採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員進獻獵鷹和馬匹等奢侈品，提倡簡樸。他遵循太宗時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國家在永徽年間呈現出邊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這段時期被讚譽為“永徽之治”，其治理風格繼承了貞觀之治的優良傳統。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從隋末唐初的動盪中逐漸恢復並增長。據記載，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國戶數已增至380萬戶，反映了社會經濟的復甦與發展。這段描述經過修改潤色，旨在提供一個更加流暢和完整的敘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現了一位賢明君主的風範，他積極推行仁政。為了更好地瞭解民間疾苦和各地官員的治理情況，高宗特意召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朝集使，並誠懇地對他們說：“朕初臨大寶，深知治國理政之重。若國家政策有對百姓造成不便之處，你們務必直言不諱，若有未能詳盡表達的問題，也應再次上書啟奏。”隨後他每日邀請十位刺史進入宮中，親自傾聽他們關於民間實際情況的彙報以及地方治理的經驗與挑戰。

此外，高宗還頒佈詔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宮廷進獻鷹隼、犬馬等奢侈品，以示節儉和關注民生的決心。高宗及其臣子們遵循貞觀年間的法令制度進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間呈現出一片繁榮安定的景象：邊境安寧，人民富足安康，社會風貌承襲了貞觀時期的優良傳統，在這一時期，百姓生活穩定，農業豐收連連，商業活動異常活躍，城市裡市場熱鬧非凡，商鋪林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和平穩定的環境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繁榮。詩歌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文人們留下了大量動人的作品；繪畫藝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畫家們細膩地描繪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態；音樂成為了宮廷與民間共賞的藝術形式，出現了不少傑出的音樂家和作品。這些文化成就不僅豐富了當時人們的生活，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將他的正妻王氏冊立為皇后。緊接著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長子李忠為陳王，並任命他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將高侃成功捕獲了突厥的車鼻可汗，隨後唐高宗設立了單于和瀚海兩個都護府來管理新徵服的地區。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賀魯自封為沙缽略可汗。同年七月，沙缽略可汗率領軍隊入侵了庭州，對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領軍進行反擊。

653年，永徽四年，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謀反事件。房遺愛、高陽公主、巴陵公主、薛萬徹和柴令武等人密謀擁立荊州王李元景為帝，但計劃敗露了。結果，在二月三日，房遺愛、薛萬徹和柴令武被處決；李元景及兩位公主被迫自盡。左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被流放到轀州服役，侍中宇文節則被髮配到桂州充軍。此外，吳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員因得罪了長孫無忌和褚遂良，有的被處決，有的被貶謫。這次事件後，對唐高宗皇位構成威脅的主要勢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透過處理房遺愛等人謀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勳貴中的反對力量，從而鞏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積與許敬宗的支援下，廢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則天為後。這一舉措不僅是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也象徵著對傳統士族政治優勢的挑戰，進而削弱了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響力。

在維持國內繁榮的同時，唐高宗也十分關注邊疆的安全。特別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勢力像一隻兇猛的野獸，威脅著西域各國和絲綢之路的安全。這條連線東西方的重要貿易路線，不僅是物資交流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