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大中之治”的繁榮並不穩固。在唐宣宗晚年，國內已經出現了種種亂象，社會不安定因素逐漸增多。他的突然離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發了一場寇亂，使得局勢進一步惡化。

隨著唐懿宗與唐僖宗這兩位昏庸之君的相繼登基，大唐帝國的運勢如潰堤之水般的急轉直下，難以阻擋。

唐懿宗即位後，宮廷生活愈發沉溺於奢華與放縱之中，他對宦官的信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對於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價修建寺廟、供養僧侶，甚至削減了本該應用於鞏固國防的軍費開支。從而削弱了國家的軍事力量，使得邊疆防線日益脆弱。這樣的統治政策，無疑加速了帝國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亂的爆發猶如一聲驚雷，瞬時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寧靜。緊隨其後的龐勳之變和王郢之變，亦如狂風驟雨般接踵而至，這些叛亂迅速蔓延開來，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風雨飄搖的大唐帝國更加岌岌可危。特別是龐勳之變，對關東地區的衝擊尤為嚴重，不僅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經濟活動也幾乎完全停滯，整個關東地區彷彿陷入了絕境。

然而，在這最黑暗的時刻，沙陀軍首領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領他的軍隊前來救援。憑藉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定的決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這場動盪，為大唐帶來了一絲轉機。

由於他在平亂中的傑出貢獻，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讚揚，並被賜予漢名李國昌，以此表彰他為維護國家穩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這一舉動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肯定，也是對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動盪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認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為帝。這位年輕君主對宮廷娛樂活動，如鬥雞和打球情有獨鍾，卻對國家政務疏於關注，朝政逐漸被忽視。在他的統治期間，北方的叛亂如同野草般的蔓延開來，關東地區則因連年遭受水災的侵襲，農業生產嚴重受損。

與此同時，王朝內部的政治腐敗逐漸惡化，官場的黑暗與不公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鹽價的急劇攀升更是雪上加霜，這一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飛漲直接打擊了普通百姓的生計，導致民眾的生活條件急劇惡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許多人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會治安也因此受到了嚴重影響，盜賊活動猖獗，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這樣的狀況不僅反映了當時經濟政策的失敗，也揭示了政府在應對民生問題上的無力，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對現狀的不滿和絕望感。唐僖宗的這種治國方式，使得本已經風雨飄搖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國家的根基，也在內外交困中搖搖欲墜，社會動盪不安，民眾的不滿情緒也逐漸累積。這一時期，不僅標誌著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點，也為後來的五代十國亂局埋下了伏筆。

874年，王仙芝在長桓（今山東境內）揭竿而起，並迅速聚集了一支龐大的隊伍。他的勢力如同滾雪球般不斷壯大，次年便攻陷了山東西部，並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竄作戰，聲勢浩大，令朝廷為之震動。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黃梅一役中不幸戰亡，其麾下的餘部四散潰逃。但這些殘軍並未就此消亡，而是轉投了另一位起義領袖——黃巢。

黃巢接手了這支軍隊後，如餓虎撲食般率領著他們南下，橫掃了江南和嶺南地區。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與恐慌。

特別是商業重鎮廣州，也未能逃脫這場浩劫，華南地區的經濟體系幾乎被摧毀殆盡。黃巢的起義軍不僅給當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更對唐朝的統治基礎造成了沉重打擊，預示著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偉大帝國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黃巢的軍隊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這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戰略，經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竄到了江南地區。次年，黃巢正式展開西進攻勢，其軍事行動勢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陽和潼關等重要的據點。

黃巢起義發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間，是由黃巢領導的一場農民起義，它緊接在王仙芝領導的起義之後。這場起義是唐朝末期眾多民眾反抗活動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一次。黃巢和他的部隊採取了一種靈活機動的戰略，避免與敵軍正面衝突，而是選擇攻擊敵人防禦較弱的地方。他們幾乎走遍了半個中國，包括今天的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和陝西等省份，這對唐朝的統治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實力。然而，由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