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率四千神策軍、金吾大將軍曲環率領由邠寧、隴右、范陽各鎮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與山南東、西道的唐軍聯合抵抗。唐軍在七盤和大度河外兩次大破蕃詔聯軍，范陽軍攻克新城、維州、茂州等地，聯軍因飢寒交迫，在崖谷中隕者達八九萬人。南詔國王異牟尋深感恐懼，遷都至苴咩城（今雲南大理），以避唐軍鋒芒。

2.汧城之戰

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結贊率軍入侵。李晟派部將王佖在汧城設伏，大敗吐蕃軍，幾乎生擒尚結贊。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將野詩良輔和王佖率領步騎五千出擊，擊敗吐蕃軍兩萬，攻克摧砂堡，並斬殺其將領扈屈律悉蒙。同時，河東節度使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進一步鞏固了邊境安全。

3.持續的反擊戰

貞元四年（788年）：吐蕃軍二萬入侵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命令韋晉鎮守要衝城，督諸軍防禦，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大破吐蕃軍。

貞元五年（789年）：吐蕃軍三萬侵犯寧州（今甘肅寧縣），金吾將軍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於佛堂原大破吐蕃，敵軍陣亡過半。同年底，韋皋派部將王有道率軍大破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使，吐蕃軍損失慘重。數年後，韋皋收復巂州，進一步穩定了西南邊疆。

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芳州擊敗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強了對西陲的控制。貞元九年（793年）：李適下令邠寧慶副元帥渾瑊與靈鹽節度使杜希全等重修鹽州（今寧夏鹽池縣北）城，經過兩年時間完工。此舉使得靈武、銀夏、河西地區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設立雲南安撫使，強化邊防建設

為了安定西南邊陲，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設立了雲南安撫使一職，由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兼任，並在南詔境內屯戍軍隊，這一舉動加強了對該地區的管理和防禦。此外，貞元十三年（797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在邊境要地修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並在馬嶺（今甘肅環縣）築城，開闢了三百里的新領土，顯著增強了邊境防禦能力。

後期的重大勝利

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進攻靈州時遭遇失敗，兵敗烏蘭橋。韋皋則趁勢攻佔了吐蕃末恭、顒二城，進一步擴大了唐朝的控制範圍。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維州之戰和渡瀘之役中，唐軍大破吐蕃軍十萬，生擒吐蕃大相論莽熱，併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國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透過這些連續不斷的軍事行動，唐德宗李適不僅有效抵禦了吐蕃和南詔的侵擾，同時也逐步恢復並擴充套件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邊陲的影響力。他的邊疆政策和軍事指揮能力展現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決心和實力，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勝利不僅鞏固了唐朝的邊疆，也彰顯了李適時期朝廷對外來威脅的有效應對能力。

推行“兩稅法”

在唐代中期，為了整治稅收體系的混亂狀況，增強國家財政實力，並應對地方藩鎮的軍事支出問題，唐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年）採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正式實施了“兩稅法”。這項改革措施將原本繁雜無序的稅制簡化為夏、秋兩次徵稅，明確了稅收規定，使得唐王朝的財政制度更為規範和透明。兩稅法的推行帶來了顯著的進步與成效。《舊唐書·楊炎傳》記載，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戶籍束縛而受限，土地得以穩定；賦稅未增卻增加了國庫收入；無需更新戶籍即可掌握實際情況；貪官汙吏難以從中牟利”，從而確立了朝廷對經濟資源分配的主導權。

相較於之前的租庸調製，兩稅法強調以資產價值作為徵稅依據，而非單純依賴人口數量，即“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這一轉變意味著擁有較少資產的人群承擔較少稅負，而資產較多者則需繳納更多稅款，從而改善了貧富之間賦稅負擔的不公平現象。同時，貴族、官員以及商人群體也被納入納稅範圍，進一步擴大了稅基，有效提升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稅制改革，兩稅法不僅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其理念與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歷代稅制改革的重要參考。

後期挑戰與政策調整

“奉天之難”後，唐德宗李適的統治策略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並在全國範圍內增收間架稅、茶葉稅等雜稅，這些措施導致了民怨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