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小雪中，楚國迎來了新的一年，楚王熊槐五年。

郢都原本極少落雪，但這幾年真是一年比一年冷。

郢都人還在因為落雪而興奮，熊槐卻心有憂愁。他知道人類歷史上是有寒冷期與溫暖期的，而對古代中國來說，冷暖期交替是王朝興衰更替的關鍵時期。以熊槐這幾年的體會，如今怕是已經進入了寒冷期。

他突然想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

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因為是遊牧經濟，完全靠草原來養活自己，當氣候變冷時，草原生長很差，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給。在這時候，就會向南方的漢族政權發起進攻，以獲得食物。

而南方此時也變冷，糧食等物資也會大幅減產，從而綜合國力有所下降。

所以北方外族入侵頻繁的時候，實際上是在一個氣候變冷的大背景下，迫於生存壓力造成的。所以，在氣候寒冷時期，中原王朝將面臨內憂外患的窘境。古代中國一直是農業立國，嚴重饑荒必然引起動亂，進而影響各朝代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物質文明的演變。

對於楚國來說，自然不需要擔心北方遊牧民族的問題，熊槐擔心的是氣候變冷導致的自然災害以及糧食減產問題。

氣候非人力所能改變，透過技術手段提高糧食產量卻是可以的。

在北方，無論是貴族還是奴隸，賴以為生的糧食都是粟、黍，而兩者之中粟右佔了絕對優勢。正是因為如此，傳說中的農神乃有後稷之稱，稷就是粟。

而在南方，則是水稻。水稻在長江中下游與錢塘江流域由中國先民完成馴化後，逐漸北上、南下，傳入中國各地乃至境外。

中國歷史早期經濟最具優勢的地區在北方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南方則處於地廣人稀、開發落後的狀態。然則，為何後來經濟南移，南北的經濟地位出現逆轉？

因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無論經濟重心在北方還是南方，獲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

而南方有著北方不具備的農業生產優勢，那就是江南一帶的亞熱帶氣候，為這片土地提供了農作物複種的條件。所謂複種，便是一年內同一塊土地上可種植一次以上農作物，多種一次就意味著多一次收成，若一地擁有高於其他地方的收成，自然就具備不同尋常的經濟地位。

但是，資源稟賦的優越並非農業技術進步的絕對條件。縱觀歷史，唐宋之前南方農業技術一直滯後於北方。當黃河中下游地區已經擁有幾千年中華文明政治中心、經濟重心地位時，江南一帶還處於農耕兼漁獵的時代。

“複種輪作”這項農業技術出現在江南的時間大約比北方晚了一千多年。

江南一帶地廣人稀，人口少，糧食需求少，在北方人口大量南下之前，這裡幾乎沒有提高產量、增加收成的需求。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發生在北方的戰爭推動北方人口南下逃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規模南遷（西晉末年“永嘉之難”，唐朝中期“安史之亂”，北宋末年“靖康之難”）。

人口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北方人的到來為南方帶來各種社會變化，不僅帶來了大量勞動力，也加大了糧食需求，這兩點直接影響南方的農業生產。

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有了重大改變，而一年兩熟複種輪作制就在其中。

水稻本是水鄉環境的產物，實行稻麥輪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這就是水旱輪作。依憑一年兩熟的輪作，江南便能獲得兩季收成，養活更多的人。

稻麥複種的關鍵在於插秧。稻麥複種雖始於江南，但插秧技術卻來自北方。水稻在北上南下的傳播中，北方渭河、汾河等河谷地帶都已經有種植。北魏農書《齊民要術》載，這些“北方高原”植稻區，稻苗長到七八寸時，地裡的草也隨之長起，農民除草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剪除雜草用水浸泡，令其腐爛；另一種水稻、雜草一起拔出，將草撿出浸入水中，稻苗重新載種。第二種“拔而栽之”雖然不是易地插秧，僅是原地復栽，但是從技術上與水稻移栽插秧有同類性質。

與北方水稻種植技術不同，江淮地區至六世紀一直保持著“火耕水耨”易田制。司馬遷在《史記》中用它描述了江南地區的農業技術：將土地上滋生的雜草燒掉，作為肥源，隨後灌水入田，播撒稻種，待稻出苗後，若再有雜草，拔掉踏入水中。這一過程，土地要達到肥源標準，需要一段時間，若土地連續使用，就幾乎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因此，“火耕水耨”是建立在輪流使用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