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是太晚了些。

在這西川路的日子裡，我這壞人行徑也影響了身邊不少人對我的看法，除了那些被我坑害過的，也有曾與我一同廝混過的。

我有個兒時的夥伴，叫王三，原本也是個老實巴交的人，可跟著我混久了，也漸漸染上了些壞毛病。有一回，我們一起去一家酒館喝酒，喝完酒結賬時，我故意裝作錢不夠的樣子，讓王三去付賬。王三起初有些不情願，可經不住我軟磨硬泡，便掏出了錢。

我卻笑著說：“王三，你這也太傻了，咱喝酒為啥要給錢呀，下次咱喝完就走，不用管他。”

王三有些猶豫地說：“這樣不好吧，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呀。”

我不屑地說：“哼，有啥不好的，咱這叫本事，你要是不敢，以後就別跟著我混了。”

在我的慫恿下，王三後來也跟著我幹了幾次吃霸王餐的事兒，可終究還是被酒館的老闆給認了出來，老闆找了幾個夥計，把我們狠狠揍了一頓，還說以後再也不許我們踏進酒館半步。

王三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哭著對我說：“劉二，都怪你，要不是你，我也不會變成這樣，我以後再也不跟你幹壞事了。”

我看著王三離去的背影，心裡雖有些愧疚，可那壞心思卻還是一時改不了，依舊在這錯誤的道路上繼續走著，直到這次被關進大牢，才真正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社會亂象以及對違法犯罪等行為的處置情況，且與1406年西川路我做壞人這一經歷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城鎮中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常有小偷趁集市熱鬧之時，偷取他人財物，還有些無賴之輩，會在酒館等地尋釁滋事。不過英國對於這類壞人的懲處多依賴於當地領主的裁定，領主會根據自己的判斷以及當地的習慣法來決定是罰款、鞭打還是關進地牢等，與西川路有著朝廷統一設定的官府依據大明律法來審判懲處不同，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體制與司法管理模式的差異，英國重領主權威與習慣法裁定，西川路則重朝廷律法與官府審斷。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城市裡，也存在著各種欺詐、盜竊等不良行為，一些不法商人會在交易中以次充好，騙取錢財，還有些人會趁著夜色入室盜竊。法國對於這些壞人的處置，一方面依靠城市的行會組織，行會會對自己行業內的欺詐行為進行規範和懲罰；另一方面，城市的治安官也會負責抓捕罪犯，依據城市的法規進行懲處，相較於西川路主要由官府全面管控治安和審判，法國的管理模式更具多元性，體現出不同國家管理結構與治安維護方式的差異，法國重行會與治安官協同管理，西川路則重官府主導管理。

在奧斯曼帝國，疆域遼闊，其境內不同地區情況各異，在一些繁華的商業城市中，同樣有諸如搶劫商旅、拐賣人口等惡劣行徑出現。奧斯曼帝國透過設立行省總督以及各級宗教、世俗的管理機構來處理這些違法犯罪行為，而且宗教教義在判定是非善惡以及懲處力度上有著重要影響，比如對於違背教義的盜竊等行為，懲處往往更為嚴厲，這與西川路依據大明律法，較少受宗教因素干擾來處置壞人不同，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司法判定依據的差異，奧斯曼重宗教教義影響與多元管理，西川路則重世俗律法執行與官府治理。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商業繁榮的同時，也滋生了不少諸如商業詐騙、海上搶劫等違法之事。威尼斯主要依靠強大的商業行會以及海上的海軍力量來維護秩序，對於商業詐騙，行會會進行調查和處罰，剝奪其商業資格等；對於海上搶劫等涉及海上安全的犯罪，海軍會進行追捕和懲處。與西川路依靠陸地的官府和衛所來保障治安不同，威尼斯更側重從商業和海上力量角度維護穩定，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治安保障手段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行會與海軍力量，西川路則重陸地官府與衛所力量。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部落分散，部落之間有時會因利益紛爭出現一些報復性的搶奪、傷害等行為，也有個別遊手好閒之徒會在部落聚居地附近行竊。阿拉伯地區多依靠部落長老的威望以及部落內部的傳統習俗來調解和處理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