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蜀地都籠罩上了一層悲傷的氛圍，百姓們自發地為陛下祈禱，希望他能早日康復。

我在酒館裡，也聽到客人們都在嘆息著，說著陛下若是去了，這大夏朝可咋辦呀之類的話，大家的臉上都滿是擔憂與不捨。

最終，明玉珍還是沒能熬過病魔，與世長辭了。他的離世，讓整個大夏朝陷入了一片悲痛與動盪之中。

太子明昇繼位，可他年紀尚幼，朝中大事多由幾位重臣商議決定。周邊的勢力見狀，覺得有機可乘，對蜀地的侵擾越發頻繁了起來。

李三所在的軍隊也從漢中被調回了一些，來加強蜀地內部的防禦。他回來後，一臉疲憊地對我說：“二郎哥，陛下走了，這蜀地的局勢又變得緊張起來了，咱們可得守好了，不能讓外人欺負了咱大夏朝呀。”

我看著他那滄桑了許多的模樣，心中滿是感慨，說道：“是啊，這往後的日子怕是又不好過了，不過咱們只要齊心協力，總能挺過去的。”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政權更迭以及國家發展等方面的情況，且與1362年明玉珍在蜀稱帝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國內也是封建領主割據，王權相對薄弱，時常陷入內部的紛爭之中。各個領主都有著自己的領地和城堡，彼此之間為了爭奪土地、人口和財富等資源，爭鬥不斷。與明玉珍在蜀地建立起相對統一的大夏政權不同，英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來統籌全國，體現出不同國家權力結構與政權建立模式的差異，英國重地方領主主導下的分散權力模式，大夏則重君主集權下的統一政權構建。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同樣有著濃厚的封建等級制度，國王、貴族、教士等階層等級分明，權力分散在各個階層手中。國王雖為最高統治者，但貴族們憑藉著世襲的領地和特權，在地方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時常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國王產生矛盾，國家的統一和穩定面臨諸多挑戰。相較於明玉珍稱帝后能在蜀地推行各項政令，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發展，法國在政權建設方面顯得更為複雜和曲折，體現出不同國家治理理念與政權穩固程度的差異，法國重貴族利益主導下的複雜政權模式，大夏則重朝廷主導下的穩定政權建設。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正處於不斷擴張的階段，透過強大的軍事力量征服周邊地區，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有著濃厚的軍政合一特色，蘇丹既是最高的軍事統帥，又是國家的政治領袖，依靠著精銳的禁衛軍以及地方的軍事力量來維持統治，同時宗教在帝國的統治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伊斯蘭教的教義和神職人員對社會秩序、民眾思想等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與明玉珍在蜀地側重於發展內政、穩定民生等民用領域的建設不同，奧斯曼帝國更注重軍事擴張和宗教統治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國家發展重點的差異，奧斯曼重軍政宗教結合下的擴張統治模式，大夏則重民生文化主導下的穩定統治模式。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主要依靠海上貿易發展壯大，政治權力集中在商業家族和商會手中。透過控制地中海的貿易航線，威尼斯積累了鉅額的財富，並且利用這些財富來維持城邦的軍事力量，保障海上貿易的安全。威尼斯的發展重點在於商業利益的獲取和海上霸權的維持，與明玉珍在蜀地以農業為基礎，注重國內的穩定和文化傳承不同，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國家側重點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利益考量下的海上城邦模式，大夏則重農業民生主導下的大陸王朝模式。

在阿拉伯地區，部落眾多，各部落之間相對獨立，缺乏統一的中央政權，時常因為水源、草場等資源發生爭鬥。雖然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但在政治上並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整體。與明玉珍在蜀地透過稱帝建立起統一的政權管理不同，阿拉伯地區更側重於部落的分散自治，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與政權組織形式的差異，阿拉伯重部落分散自治下的鬆散模式，大夏則重朝廷統一領導下的集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