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望之時，那公子趕了回來，攔住了夫人，說道：“夫人，此事是我不對，你莫要為難她，我自會處理好的。”

那夫人卻不依不饒，哭鬧著說：“你若留著她，我便回孃家去，從此與你斷絕關係。”

那公子面露為難之色，看著我，眼中滿是愧疚，說道：“姑娘，實在抱歉，是我連累了你，我如今也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我心中明白，自己終究還是逃不過這命運的捉弄，擦了擦眼淚，說道：“公子，您的好意我記下了，我不想因為我讓您家中不和，我還是走吧。”

說罷，我便收拾了包袱，離開了那小院，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之中，不知該何去何從，只能又回到了這揚州城的市井之中，繼續在這世間掙扎求生。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關於娼妓行業或者女性地位等方面的情況，且與大明1429年我身為娼妓的經歷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娼妓行業同樣存在，多集中在城市的特定區域，如一些港口城市或商業繁華地帶附近。這些娼妓有些是因貧困無法維持生計，被迫從事此業，也有是被犯罪團伙控制的。英國對於娼妓的管理相對鬆散，雖有教會等勢力譴責這種行為，但並沒有十分有效的官方管控措施，與大明既有官妓又有對私娼有所規範的情況不同，體現出不同宗教文化和政治體制下對娼妓行業管理的差異，英國受教會影響卻缺乏有力世俗管控，大明則有朝廷相關規定及地方管理。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娼妓在城市裡也較為常見，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中，有專門的“紅燈區”雛形出現，會有官方劃定的區域供娼妓從業。法國對於娼妓行業有徵稅等管理手段，目的之一是增加財政收入，同時也試圖規範其從業行為，避免影響城市秩序等。這和大明娼妓多為民間經營且主要服務於特定群體如官員、富商等有所不同，反映出不同國家在對待娼妓行業的經濟利用和規範意圖上的差異，法國更側重經濟考量，大明則從社會服務角度出發。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娼妓行業與商業活動有著緊密聯絡，很多娼妓聚集在港口附近或商業街區，為往來的商人和水手等提供服務。威尼斯對娼妓管理較為嚴格，要求她們定期進行健康檢查，以防止疾病傳播影響商業往來，並且對其經營場所、營業時間等都有規定，與大明主要從道德和治安層面管理娼妓不同，威尼斯側重於從商業健康發展角度管控，體現出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對娼妓行業管理重點的差異，威尼斯以保障商業為核心，大明則以維護社會風氣為主。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不同地區的娼妓情況各異。在大城市中，有官方認可的娼妓群體，她們受特定的機構管理，並且要遵守相關的宗教和世俗規定，比如要穿著特定服飾等標識身份。而在一些偏遠地區，可能存在民間私自經營的情況。奧斯曼帝國的宗教文化對娼妓行業有著較大影響，與大明在文化背景影響下的管理差異明顯，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教教義規範部分行為，大明則依據儒家思想等傳統觀念來看待，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對娼妓行業的態度和管理方式不同。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城市和部落對待娼妓的態度不盡相同。在一些商業繁榮的城市，娼妓行業相對活躍，不過也多是在一定的習俗和宗教規範下存在，比如有的地方規定娼妓只能為特定階層服務等。而在以宗教信仰嚴格著稱的部落地區，娼妓則是被嚴厲禁止的，與大明不同地區雖有娼妓但整體處於受管控的社會環境不同，阿拉伯地區呈現出因地域和宗教信仰差異導致的兩極分化情況，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和宗教影響下對娼妓行業的包容度差異。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娼妓多集中在一些城市的特定區域，如京都、大阪等地的娛樂街區，被稱為“遊廓”。這些地方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娼妓們從小接受才藝訓練，為武士、貴族等階層提供服務。日本對於娼妓的管理融入了武士道精神和封建等級觀念，與大明從朝廷律法和社會風俗綜合管理不同，日本更看重階層區分和傳統觀念約束，體現出不同政治格局和文化背景下對娼妓行業的管理特色不同。

在朝鮮李朝，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娼妓行業雖存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