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去告狀，可賬冊被做了手腳，沒辦法才出此下策。

那大人聽了，臉色變得嚴肅起來，說道：“此事我會再派人仔細調查，若是真有人剋扣工錢，定不輕饒，你們先散了吧，都回去幹活，莫要再鬧事了。”

見那大人說得誠懇，我們也不想把事情鬧得太僵，便慢慢散去，各自回到了工地幹活，心裡都盼著這次能真的討回公道。

經過一番仔細的調查，這次終於查清楚了真相，原來李監工和那幾個官員勾結在一起，確實剋扣了大量的工錢，中飽私囊。他們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我們也終於拿回了被剋扣的工錢，大家都高興不已，覺得這辛苦總算是沒有白費。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大規模工程建設以及工錢支付等方面的情況，且與大明1417年大規模營建北京工程剋扣工錢這一經歷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也時常有城堡、教堂等大型建築工程建設。這些工程多是由領主或教會發起，僱傭當地的工匠和勞工來進行修建。工錢的支付往往是根據工程進度和事先約定好的標準來進行，不過由於當時社會階層分明，工匠和勞工處於底層，話語權較弱，有時也會出現領主或教會以各種理由拖延支付工錢或者降低工錢標準的情況，但相對來說，因為工程規模和參與人數沒有大明營建北京這般浩大，剋扣工錢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且英國的工匠們會透過行會等組織來進行一定程度的抗爭，體現出不同社會結構下工程建設中工錢問題的差異，英國靠行會抗爭，大明則靠集體罷工。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在進行城市建設、宮殿修建等大型工程時，同樣面臨著工錢支付的問題。法國的工程多由王室、貴族主導，他們僱傭大量的工人，工錢的發放有時會受到財政狀況、貴族間利益紛爭等因素影響。比如當王室財政緊張時，就可能會拖欠工錢，或者貴族為了節省開支，私自降低工錢數額，工人們對此雖有怨言，但由於害怕失去工作以及受到貴族的權勢壓迫，往往只能默默忍受，這和大明在營建北京工程中工人起初的無奈處境相似，不過法國工人缺乏像大明工人那樣團結起來抗爭的勇氣，體現出不同政治氛圍下工人面對工錢剋扣時的態度差異，法國工人多忍受，大明工人敢抗爭。

在奧斯曼帝國，疆域遼闊，其在修建都城伊斯坦布林的諸多宏偉建築以及大型防禦工事時，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工錢支付方面，奧斯曼帝國有著一套自己的體系，會根據工人的技能、勞動量等因素來確定工錢，同時，由於宗教等因素影響，對於工人權益也有一定的保障規定。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工程龐大複雜，監管存在漏洞，一些地方官員或者包工頭還是會剋扣工錢，中飽私囊。與大明不同的是，奧斯曼帝國的工人多來自不同民族，語言、文化差異使得他們較難團結起來抗爭，往往只能向宗教機構或者地方長官申訴，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工程建設中工錢問題的解決途徑差異，奧斯曼靠宗教申訴，大明則靠集體維權。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在進行港口建設、市政建築等工程時，工錢支付相對較為規範。因為威尼斯的工程多由富商、行會等出資並監管，他們注重商業信譽和城邦的穩定發展，希望透過按時支付合理工錢來吸引優秀的工匠和工人，以保證工程質量和進度。不過偶爾也會出現個別包工頭為了私利剋扣工錢的情況，此時工人會向行會或者城邦的管理機構反映，通常能得到較好的解決，這和大明在營建北京工程中歷經波折才解決工錢問題不同，威尼斯解決途徑更順暢，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下工程建設中工錢問題處理效率的差異，威尼斯較順暢，大明則較波折。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部落和城市進行一些大型建築工程，如清真寺、城堡等建設時，工錢支付情況較為多樣。有的部落是按照傳統的習俗，以實物或者貨幣的形式支付工錢，且支付較為及時，因為部落內部注重人情關係和口碑。但在一些城市中，由於權力分散，工程可能被多個勢力把控，工錢就容易出現剋扣、拖欠的情況，工人往往會聯合起來找當地有威望的長者或者宗教領袖來幫忙協調，這與大明工人透過罷工等方式向官方施壓不同，阿拉伯靠民間協調，大明則靠官方介入，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工程建設中工錢問題的協調方式差異。

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