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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太僕寺卿杜風的建言，大秦也要設定官監牧場養馬，但這主要是作為一種戰略儲備。

平日所須的牛馬，主要是借鑑宋代的政策，依靠商品貿易從遊牧民族手上獲得。這樣一來，朝廷無須去設立眾多大牧場，費盡心力。

同時還能促進邊境貿易，增加商稅收入，增加各個遊牧民族對大秦的依存度和信任度。

杜風滿臉春風，侃侃而談道：“邊境貿易的繁榮，不光是增加朝廷的商稅那麼簡單。臣細閱宋代的資料，發現從宋初開始，宋太祖就透過制定一些優惠的政策，大力鼓勵商人到邊境去貿易，除了希望藉此獲得宋朝緊缺的戰馬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杜卿請說。”

“秦王，為了保證邊境的安寧，歷朝歷代都免不了在邊境大量駐軍。而這些邊境離產糧區通常比較遙遠。朝廷在邊軍補給上，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

明代由此施行了開中法，由商人運送糧草到邊境，以供軍需。朝廷再給商人開出鹽引，允許其在一定範圍內販賣食鹽。

宋代也有開中法，但除此之外，宋代鼓勵邊貿，也是為了解決邊軍的供給問題。從宋太祖開始，就在邊境上設立了大量的榷場；而且對這些榷場作了相對詳細的規定，用來調控邊貿。

邊貿課稅所得，大多就地用於邊軍的供需，這樣就大大減少了從內地運送補給的數量。王安石出相之時，為了開拓西北，在邊貿方面，更是給邊軍下放了許多特權，使得西北邊軍平日的給養，僅靠邊貿就能解決大部分。

王安石曾有言‘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聽起來，完全是一副財大氣粗之態。

王安石敢出此豪言壯語，關鍵就在於邊貿上。所以。臣以為，大秦之馬政，大可借鑑宋代之策，本身無須設定大量官監牧場，完全可以透過邊貿從遊牧民手上獲得所須戰馬。如此一舉數得，既可減少朝廷不必要的糜費，又可以促進邊貿繁榮，還可以解決邊軍的一部分補給。”

秦牧靜靜地聽著，杜風很推崇宋代的茶馬貿易。不過就秦牧所知，宋朝的茶馬貿易也是有其弊端的。

在這個時代。戰馬向來被一個國家視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象當初的遼國和西夏，為了保證自己的戰略優勢，都是嚴格限制向宋朝售賣戰馬的。

換而言之，有宋一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之一的戰馬。一直受遊牧主族限制。

不過從杜風的話聽來，他提到的這些策略，已不僅僅侷限於馬政，已經涉及到了一個國家綜合性的戰略核心部分。

邊軍的補給，邊貿的繁榮，與周邊遊牧部族的交往，鹽政、茶貿。馬政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放到了一起，以一個高度融合，相互促進、補充、完善的辦法來統籌解決。

他有這樣視野，讓秦牧大為欣慰。

大秦的高官裡頭，真正進士出身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的人物。

但正是由於如此，這些能提撥上來的高官，很少有東林黨人那種誇誇其談，說得天花亂墜，真要他幹一件實事時。毛都不會的人。

象杜風，以前也只是個秀才的身份，但聽他一席話，有理有據，言而有物，絕不是那種滿口錦秀、卻不切實際的空洞之言。

“秦王，宋代的茶馬貿易，受遼夏限制，實際上只能從西北的吐蕃人手中交易到戰馬，在這一點上，宋代受到了很大的制約，但仍能保有不少戰馬，還順帶解釋了西北邊軍很大一部分糧草補給，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

再看我大秦，則無須擔心受到宋朝那樣的制約，如今遼東、河套、河西、隴右、包括科爾沁都已收歸大秦治下，這些地方是傳統的產馬地，百姓多以放牧為生。

所以，即便是周邊的遊牧民族與大秦交惡，限制戰馬交易，對大秦也不能造成根本性的傷害，大秦依舊可以從自己治下百姓手上，得到大量的戰馬。

有遼東、河套、河西、隴右這些傳統的產馬地在手，我朝不但不用擔心象宋代那遭到外部制約，相反，咱們可以透過此舉來控制周邊的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產出單一，而所有的畜牧都不能長久保值，直白地說，馬牛羊養大了，他們就必須賣出去，否則牧草不夠，牛羊便會死掉，他們就會變得一無所有。而且即便牛羊不死掉，他們也必須以此換取鹽鐵茶等其他必須的生活物資。

咱們透過邊貿，既能從他們手上獲得所須的戰馬，又能以此控制他們，讓他們形成一種習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