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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秦牧頒旨定三京制，分置南京、北京、西京之時，朝野上下都沒有多少反對的聲音。因為這有歷朝慣例在。

拋開遼、金、元這些遊牧民族的國家不算，就是唐、宋、明三朝，也都有兩京或四京。為了加強統治，大秦設三京也不為過。

但當秦牧頒旨，要將太廟、社稷壇、皇陵都設在西京時，立即遭到了很多官員的反對。特別是江南的官員，因為這已經威脅到了他們切身的利益。

起初頒旨置西京，實際上是有名無實，大家自然沒有多在意。但如果將太廟、社稷壇、皇陵都設在西京，那事實上等於西京才是首都了。

皇帝居南京，太廟、社稷設在西京，此舉不但歷朝未有，而且讓很多官員產生了疑慮，擔心秦牧說居南京只是個幌子，將來西京的宮殿建好之後，便會遷往西京，畢竟太廟、社稷都在西京，這是江山社稷的象徵，向來都是設於皇城之內的。

江南的官員當然不願意遷往殘破的關中，這會損及他們切身的利益，直白地說，在江南他們是主場，到了關中他們就是客場了，別的利益且不說，到時在朝為官，想回趟老家都難。

但在此事上，秦牧力排眾議，決意要將太廟、社稷壇、皇陵置於關中。這並非單純是因為玄機子風水之說所影響。對此，秦牧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考慮。

養心殿裡，內閣首鋪司馬安為這件事，親自求見秦牧，司馬安沒有一力反對此事，但他作為首輔，必須問個清楚。

關於自己的考慮，秦牧也沒有隱瞞他，徐徐地說道：“南京確實太偏南了，很不利於對西北的控制。置西京如果只是有名無實，對控制西北意義也不大。而西北，有明一代，向有兵庫之稱。大明之亡。陝西民亂也是最大的禍因，對此，司馬先生應該不陌生。”

秦牧這麼一說，司馬安大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他還是追問道：“秦王確無意遷都西京？”

秦牧搖頭道：“不會，關中殘破，從唐朝開始，就不足以支撐帝都用度，如今更不行。如果本王真有意遷都，那也是遷來北京。而不會選關中。”

“如此甚好，只是把太廟與社稷另置，終究是前所未有之舉，秦王打算如何說服朝中眾臣？”

秦牧答非所問道：“南京自古繁華地，民風失於綿軟。加上後世之君長於深宮婦人之手，難免缺失之剛健。縱觀歷朝歷代，守成之君莫不如此。這是本王最為擔心的。本王縱然規定後世之君必須三五年巡狩西北兩京一次，但只怕本王百年之後，後世之君未必會再將當回事。”

當初，秦牧規定三到五年必須巡狩西北兩京一次，一是為了穩定西北。就象清代的皇帝前往木蘭圍場避暑狩獵一樣，透過此舉，強化一系列的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交流，增強對西北的控制力。

二來也是讓後世那些長於深宮的君主，多出去走走，感受一下西北的雄風。讓自身增加一點健朗之氣。別長年悶在深宮之中，溺死在女人的肚皮上。那樣的君主，是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的。

但再強大的皇帝，也只能管生前之事，就算以祖制定下這樣的規矩。後世的君主也一定會陽奉陰違，以各種理由把所謂的祖制掏空；

想當年，朱元璋定的祖制不夠多嗎？但後世的君主真正執行的有幾條，別的不說，象太監不得干政，還立了鐵牌置於宮門，結果如何？有明一代，太監不但干政，而且權勢足以與外廷抗衡，這在歷代是極其少有的。

所以，秦牧深知所謂的祖制，是不足以為憑的，但把太廟、社稷、皇陵置於關中後，那就不一樣了。

如此一來，後世的君主想不去巡視都難，除非你連祖宗也不要了，社稷也不管了。象嘉靖皇帝30年不上朝，但卻不能不祭祖。象朱棣，你可以造反，卻不能不謁陵。

總之，把太廟、社稷、皇陵置於關中，就是逼著後世之君，必須走出去。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一路過去，只要不是昏庸到極致的君主，路上看多了，對民生總會有些感觸。

到了二十一世紀，訊息那麼發達的時代，上層還需要不時到基層走走，才能瞭解基層的真實情況。這個時候，那就更加需要了。總之，逼著君主出去巡視，絕對是利大於弊的事情。

另外太廟、社稷、皇陵在關中，平時朝廷就必須加強關中的防務，否則關中若亂，太廟、社稷、皇陵被毀，誰擔當得起這樣的責任？

關中防備加強了，那麼對西北的震懾力和控制力也就強了，這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帝王居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