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辜者；二是因為漢獻帝是父母雙亡的孤兒少年即位，面對的卻是董卓、李這幫西涼邊地的獸兵入朝專政，曹氏父子的驕橫獨裁欺凌迫害；不斷遷都顛沛流離，衣食無著的悽苦處境與被終生政治囚禁，廢來立去的命運。漢室王朝的老祖宗劉邦被項羽打得如喪家之犬時，人們很同情他；他一旦稱帝天下時，人們就開始罵他。到了他的末代子孫處於風雨飄搖堪堪油枯燈滅時，人們反過來又同情他的子孫。人類的心理就是如此的變易無常也有常，這就是社會心理的規律。人們對於三國種種人物的評價，正是建立在史實與個人心理認同的雙重基礎之上。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人們才多同情漢獻帝，同情劉備，而憎惡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父子，至少心理因素上佔了很大的成分。

然而，人們的社會心理認同與文學形象是一回事，而歷史真實又是一回事；人們的主觀評價是一回事，而客觀效果又是一回事；社會傳統道德標準是一回事，而社會功利效果又是一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十分贊同的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法學家邊沁，曾為我們奠定了一個政治的法律的評價標準，那就是“功利主義原則”——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這似乎又給了我們一把解讀三國人物的鑰匙。或者說這也是另一條歷史的政治的真理。

那麼怎樣來看待曹操、劉備、孫權及魏、蜀、吳三個政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呢？這三個歷史人物對國家的統一至少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曹操統一了北方，結束了中原最混亂的軍閥割據局面，並平定了東北、西北少數民族軍事力量與軍閥的叛亂而雄長一方，為穩定北方發展經濟做出了絕大貢獻；劉備至少統一了祖國的西南，諸葛亮時代又平定開發了雲、貴一帶，併成功的實現了民族自治，創造了古老的優秀的民族政策，移風易俗，把中原與天府之國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傳播過去，使其與中原文明同步發展，同樣功不可沒；孫權至少保證了江南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統一穩定，且開發了兩廣、東南沿海等歷代教化不到的邊遠蠻荒之地，並開發水利、水上交通事業，使江南成為富甲一方之地。而且正由於這三個人、三個政權的各自統一了一方，才有司馬氏那麼快的統一了全國。這三個不怎麼正統的皇帝的歷史功績，要比東漢末年的幾個皇帝、司馬氏那些個正統的兩晉所有皇帝功績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得多。讀一讀兩晉史也許更會有一蟹不如一蟹、貂不足狗尾續的感覺。所以毛澤東說：“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統一，主要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而魯迅則說：“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而曹操的同時代人許邵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權說他“至於御將，自古少有”；諸葛亮說他“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劉備則“每稱操為能”。而在死後陳壽在《三國志》開篇第一傳中給他的蓋棺論定是“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但是幾乎沒有不說他奸詐嗜殺的。且三國的三個政權在晚期的腐敗衰落無論如何是沒有任何歷史進步意義的。而且漢魏間的大混戰只能是一個歷史的大破壞。這一切似乎是矛盾著的，但沒有了矛盾，也就沒有了世界的存在。

以上所言史料多見諸於正史所載，有據可查。但歷史的真實並不全在歷史的書卷之中。非正史的資料中也有可採信之處。就是民間傳說也不可全視為無稽之談，尤其是口碑部分。西方人講三個笑話可以說明一個民族的性格，那麼幾千年千百萬人的大眾口碑至少也能說明一個人的性格。所以西方美學家們又說詩化的歷史比具體的歷史事件更為真實。因為具體事件所反映的是具象的個別，而文學的歷史則更能反映一般。當然我們決不主張把《三國演義》當歷史來讀，把民間神話傳說也硬要附麗於歷史人物的身上，而是在講如何儘可能地去獲取“歷史的真實”，以期在讀文學作品時多一種參照。這也許正是本書的撰寫宗旨。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既不是做歷史考證，又非進行學術研究，只是屬於那種有感而發隨便說說，但並不是不負責任信口胡說的東西而已。因而它只是給那些喜歡讀三國的人看的，也算是一種交流吧。

開篇揭過，下面分卷講述。第一卷東漢殘陽，主要講述三國的緣起與東漢末年的腐敗混亂與著名人物；第二卷亂世三雄，主要講述曹操、劉備、孫權這三位漢晉之間的三統之主；第三卷四大宗族，主要講述曹、孫、葛、馬四姓政治大宗族；第四卷軍師名將，主要講述三國時代的主要軍師謀臣策士與各國的著名武將。全書共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