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佔領只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裡建立政權的話，那麼，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面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

我在這裡要冒昧。打斷一下毛澤東的敘述，對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情況。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經常來往於上海、漢口之間，因為共產黨在這兩個地方都設“地下”總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才遷到蘇區去。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有才華的一個人，也許也是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人，大概也是中國所產生的最夠得上成為托洛茨基的一個人。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學習”，至今仍在那裡。李立三也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戰略大城市採取大舉進攻的策略。他主張在農村搞“恐怖”，來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主張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陷於癱瘓；主張在蘇聯支援下從外蒙和滿洲展開北面的“側擊”。也許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過”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就否認蘇聯的這個地位。

現在話歸原處：

“但是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當時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曠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區，這不是進行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種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湖南事件、紅軍撤回江西，特別是佔領吉安以後，‘李立三主義’在軍隊裡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很快就喪失了黨內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內曾經歷一個危急的時期。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持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但是，第二十軍在劉鐵超領導下公開叛變，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指揮員和政府幹部，並在李立三路線的基礎上對我們進行了政治的攻擊。這件事發生在富田，因此稱為‘富田事件’。富田在蘇區的心臟吉安的附近，因此這個事件引起了一時的震動，有許多人想必認為革命的前途取決於這個鬥爭的結局。幸而這次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這是由於三軍團的忠誠、黨和紅軍部隊的總的團結，以及農民的支援。劉鐵超被逮捕，其他叛亂分子被解除武裝和消滅。我們的路線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義’確定地被鎮壓下去了，結果蘇維埃運動隨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②敵軍總數超過十萬，兵分五路開始包圍蘇區，以魯滌乎為總指揮。當時紅軍能動員起來抗擊敵軍的部隊約有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術，迎擊並克服了第一次圍剿，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貫徹執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我主力各個擊破敵軍。我們誘敵深入蘇區，集中優勢兵力突然進攻孤立的國民黨部隊，取得主動地位，能夠暫時包圍他們，這樣就把數量上佔巨大優勢的敵人所享有的總的戰略優勢扭轉過來。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打敗了。我認為紅軍如果不是在圍剿開始時創造了三個條件，那末這次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軍團和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線；第三、黨戰勝了紅軍內和蘇區內的AB團＇劉鐵超＇及其他現行反革命分子。”

①毛澤東在大革命中曾把這些地的地租用於湖南農民運動。②這次圍剿在楊健＇譯音＇著《中國共產黨現況》（一九三一年南京）一書中有詳盡描述，頗有興趣。

六

紅軍的成長（下）

“僅僅經過四個月的喘息，南京就發動了第二次圍剿，以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他的兵力超過二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