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說冷笑說：“匈奴人做事不同於中國人，沒有什麼禮儀上的約束，所以容易做；臣君之間關係雖然簡單明瞭但卻持久，不象中國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徒然耗費精力，無所益處。”

漢使當然不服，兩人爭來鬥去的，辯來辯去，也沒辯出個名堂。中行說索性狗急跳牆，用威脅的口氣，對漢使厲聲說：“閣下不必多說了！不必喋喋不休什麼狗屁仁義，我大匈奴國只是看在漢帝國還送來的衣物美酒，還算稱意，這才放你們一馬。要是禮物豐盛、質量上乘還好說，如若不然，秋高馬肥時節，便派出鐵騎，蹂躪漢地疆土，踐踏農田稼穡，到時休怪我不講情面呢！”

說罷，中行說拂袖而去。

奴才仗著主子，狐假虎威。這就是大漢奸中行說的醜陋嘴臉。

中行說不僅竭盡所能破壞漢匈兩國的關係，而且還極力慫恿老上單于不斷在漢匈邊境上挑起爭端。

劉恆有些後悔。當初執意讓中行說充當和親隨行官前往匈奴，不想這個閹人居然惹出這麼多的是非，真是搬了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了。

劉恆委曲求全的外交政策，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彈，招致了一些大臣的強烈批評，最激烈的責難，來自最有才華的年輕政論家賈誼。

漢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時任梁國太傅的賈誼向劉恆上書，對劉恆的政府提出九項批評，其中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長太息者六。這則奏章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其中可流涕者二，就是對劉恆在對待匈奴態度上委曲求全的責難，賈誼寫道：

“天下的格局呈倒懸之勢。天子，乃是天下之首；蠻夷，乃是天下之足。匈奴人欺我太甚，前有嫚書之辱，後來縱兵侵掠，罪大惡極，對大漢帝國極為輕視不敬。可是我大漢帝國每年還要耗費大量的金銀財寶、綾羅綢緞，事奉匈奴。首足倒懸到這種地步，令人大惑不解，難道還能說國家有智勇之人嗎？這豈不讓人潸然涕下嗎？

守疆衛土的大漢精兵，不去征伐兇猛的敵人，卻用利兵強弓去狩獵野豬；不去剿捕反賊盜寇，卻在田間捕捉野兔。只想著一時的好玩，卻不想著國家所深藏的大患。大漢帝國對匈奴的恩德遠被千里之外，可是帝國的威嚴與法令卻得不到申張，這豈不是讓人潸然涕下嗎？”

劉恆有自己的想法。

劉恆是一位開明的皇帝，也是一個有著濃厚人性化色彩的君主，在他治下，“民生”是排在第一位，他下詔令，優待孤寡老人，減免百姓賦稅，廢除“誹謗罪”與“妖言罪”，廢除連坐制度，廢除肉刑等等。大帝漢國的強盛，始於劉恆，國家的財富迅速積累，休生養息的政策，使得國家從戰爭的創痍中得以恢復。

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與匈奴的開戰，但他決不是一個軟弱的人。

對於戰爭，劉恆總是慎之又慎。

在劉恆即位後，帝國馬上發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南部的藩國南越國的首領趙佗自立為皇帝，自稱“南越武皇帝”，與大漢帝國分庭抗禮。一時間，南越與漢帝國劍拔弩張，眼看一場大戰隨時會爆發。劉恆給趙佗寫了一封親筆信，力勸趙佗放棄皇帝稱號，其中有一段文字：

“一旦戰事興起，必定會使大量計程車兵慘遭屠戮，大批的將吏也將要血灑疆場，許多將士的妻子將成為寡婦，許多幼小的兒童將成為孤兒，許多年邁的父母將無所依靠。戰爭所得到的，遠遠不及戰爭所破壞的，所以我不忍心做這種事情。”

這是劉恆的肺腑之言。

然而，戰爭的陰雲揮之不去。匈奴人在漢奸中行說不斷的挑拔離間之下，不斷地向漢邊境挑起衝突。樹欲靜而風不止，劉恆又將作何種選擇呢？

【二、樹欲靜而風不止】

和親政策沒有能夠羈縻住匈奴擴張的野心。

老上單于比他的父親冒頓單于更加狂妄，完全不把漢帝國放在眼中。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一六六年），老上單于單方面撕毀與漢帝國的和平盟約，親自率領十四萬騎兵南下。

這是一次對漢帝國閃電式的奇襲，在戰略進攻方向上的選擇相當的高明。

老上單于上臺之後，漢匈邊境就衝突不斷，漢軍在守衛上相當的被動，只是採取要塞式的點式防守，而匈奴騎兵神出鬼沒，機動性極強，更重要的是，匈奴騎兵並不是為了攻城掠地，只是漫無目的的劫掠式的騷擾。當漢軍人數少時，就發動進攻，攻下一地就將百姓或殺或虜，將牲畜物品搶掠一空。匈奴人這種沒有明確軍事目標的恐怖主義式的襲擊，讓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