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長，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團的專案組長，1958年“反右”運動結束時，由他代表黨組織向我們宣讀政治結論書和處分決定。不幸在“文革”中他反被誣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慘無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為他舉行平反昭雪的追悼會的那天，是一個陰雨的日子，我懷著憂鬱的心情趕到八寶山公墓禮堂，默默地望著他的遺像，心中湧起一種莫名的傷感。

在這些日子裡，我常被一些歷史的聯想所激動。因為我有幸參與了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兩次戲劇展覽，它們對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一次是在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年，1944年在桂林舉行的“西南劇展”，我那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對戲劇充滿嚮往的少年。這個劇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國劇人的愛國熱情、不屈意志和戰鬥精神，它對我的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次就是1979年為慶祝建國三十週年而舉辦的為期一年零一個月，共演出劇目達一百三十七臺之多的“獻禮演出”，它標誌了中國戲劇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同時又是我經歷了二十五年的坎坷歲月之後，重又獲得藝術生命的一個新的起點。我重歸劇壇的這一年已經四十九歲。

兩次戲劇展覽相隔了三十五年，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環境裡舉辦的。但我作為一個親歷者，不僅看到了這三十五年間中國戲劇的歷史發展，而且感受到了它們之間的精神聯絡和藝術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西南劇展”是由田漢、歐陽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進步戲劇家在黨的領導下舉辦的，那時民生艱困，國土破碎，日寇正步步緊逼西南。在這樣的情勢下，愛國的劇人們從各地聚集桂林，演出一出出激動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戲劇，用戲劇的藝術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還記得劇展開幕式那個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個破舊的戲院裡，首先由歐陽先生報告籌備經過，接著由國民黨官員致辭，最後田漢先生講話。他從衣袋裡拿出一份在抗戰中死難的戲劇工作者的名單，念著一個個的名字，請大家不要忘了他們。這時會場裡已聽到哭聲，氣氛是那樣地莊嚴而又熱烈。這次劇展進行了整整三個月，近三十個劇團演出了四十多臺劇目。我記得許多劇團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擠睡在地鋪上，啃著一塊大餅，沒有一個叫苦的，他們在舞臺上生龍活虎，扮演著各種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們都擁向劇院，整個城市被一種濃郁的文化氣氛所籠罩。我，一個少年，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和戲劇精神的感召中成長起來。

三十五年之後，我又參與了一個更盛大的戲劇展覽，我又投入到了一個激盪的時代浪潮之中，強有力的戲劇精神又一次賦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寫的第一篇劇評，發表在《紅旗》雜誌上，題為《思想解放的藝術花朵》，是評論話劇《報春花》的。這個戲創作於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時代的報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鬱積在心中的憤懣，透過一場尖銳的戲劇衝突傾瀉了出來，激起了萬千觀眾的強烈共鳴。他塑造了一個默默無聞勤奮勞動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創造了奇蹟，但她在生活中卻受人歧視。就因為她的爸爸是“歷反”，她的媽媽被劃為右派。長期在中國流行的“唯成分論”“血統論”，把一個人的出身當作判斷一個人的價值的主要標準，不知使多少中國人受到壓抑，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會多大的不公正！現在《報春花》衝擊了多年統治著中國的這種舊觀念，怎能不激起廣大觀眾的歡呼呢！

記得老作家陳荒煤看完戲後，很激動地對我說：“這是一個關係到千千萬萬青年的命運的大問題啊，它是我們的戲劇創作中還從沒有表現過的題材和主題。”

在我參與編輯的幾十期《會刊》中，發表了各地來京參加演出的人員及時寫的大量的戲劇評論。它們評價了每一個參演的劇目。像當時最受好評的現實題材的話劇《救救她》《權與法》《未來在召喚》《向前向前》《這裡通向雲端》《撩開你的面紗》《婚禮》《姑娘跟我走》等等，和這些現實性極強的戲劇作品同時出現的，是另一個創作潮流，一大批話劇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藝術形象，一幅幅中國革命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圖景生動地展現在觀眾面前。這個潮流的出現，也是針對著“四人幫”的，因為他們篡改歷史，抹殺老一代革命家的歷史功績。代表性劇作有：《曙光》（白樺作）、《陳毅出山》（丁一三作）、《報童》（邵衝飛等作）、《西安事變》（程士榮等作）、《彭大將軍》（王德英等作）、《朱德將軍》（車連濱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