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飯店殺青宴進行的熱熱鬧鬧的時候，北電，學報編輯部傳來激烈的爭吵聲。

“……為什麼你認為最後摔燈罩那個人一定代表覺醒？為什麼不可以有其他可能？”

“還有什麼可能？導演的寓意放在那裡，難道你認為林麥冬要影射的社會，就是一個冰冷、酷烈、絕望的社會嗎？你到底什麼居心？”

“我什麼居心？想給我扣帽子是吧？你也就會這招，他憑什麼不能有其他選擇？林麥冬本來探討的就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探討的是社會的組成，檯燈當膩了檯燈行不行，他想跪在地上行不行？你管得著嗎？覺醒有什麼用，只會帶來災難，他憑什麼不能選擇安然接受自己命運？那樣才更現實，更貼合這個世界大部分人的選擇！”

“哈——你個老皮燕，我就知道你這廝哪怕別人讓你當狗，也會欣然以就，暴露了吧，還大部分人選擇，你以為都是你啊，膝蓋跪久了站不起來！”

“你，你怎麼罵人！”

“就罵你，怎麼啦，我不但當面罵你，我還要寫文章批你，是男人，明天學報上見真章！”

在諸多編輯不緊不慢的或勸或拉之中，兩個怒目而視的編輯，順驢下坡收回作勢要打的姿勢，氣哼哼回到自己座位上。

文人，罵人沒什麼，真動手就落了下乘。

只有以筆桿子論勝負，把敵人批倒批臭，方為真男人！

當然，這兩個屬於比較極端的例子，實際上，兩人之所以吵起來，還是因為另外兩個編輯對《僱傭人生》的解讀觀點不同，兩人各站一派，懟上頭了，矛盾才激發出來。

：()我做導演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