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跟父親一起去的，有一個修復銅器的專家，還有一個拓印方面的專家。把他送到之後，我把東西交給母親，就匆匆趕回了北京，都不知道他最後被安排住在哪裡。後來我幾次去看他，發現他這回住在這兒，下回又住到那兒了。

我第一次去探親的時候，父親住在一個小學的教室裡面，漏雨漏得一塌糊塗。我到了那裡以後，看到父親有一張小床，床上有一床帳子，帳子上面是一塊塑膠布。就是這塑膠布，還是別人幫他搭起來的，他自己沒有這種能力。床的旁邊是一摞箱子，底下用磚墊著，上面也是一塊塑膠布。地上是一塊塊的磚，進屋的時候就踩著這些磚走進去。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趕到了母親那裡。

我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又搬家了。他自己也搬不了，就由別人幫忙把那些東西搬到一個農民的院子裡面。那個農民的院子一層是天井、大門洞、豬圈、灶房，二層樓才是住人的地方。父親當時就住在一層的一間房子裡面，房子有門，但是關不上；有窗子，但是是用兩塊磚頭做成十字撐成的。後來他又跟母親一起被轉到丹江。

到了丹江之後，父親以看病的名義回到了北京，然後開始修改《服飾資料》。那時候，父親住的是歷史博物館的宿舍，本來是三間，其中有兩間是連著的。後來其中的兩間不讓他住了，把他趕到了另外一間屋子裡。那兩間屋子裡面的東西也被扔了出來，塞到沒有連著的那間屋子裡。沒有廚房，朋友幫他在房簷底下搭了一個小棚子，只能放下爐子，以保證不至於淋水，人卻只能站在外面做飯。過了將近一年，母親才調回來。母親的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另外一條衚衕給了她兩間房子，父親則還是住在原來的那一間房子裡面。早晨他自己胡亂吃一點，中午到母親那邊，母親給他認真做一頓飯。吃完之後，他再帶著晚上和明天的（飯），回到自己的住所接著修改《服飾資料》。他每天就這樣來來回回地走一公里多一點的路程。

沈從文：身處文壇之外（4）

在修改《服飾資料》的過程中，父親發現自己最初蒐集的資料和草稿都被紅衛兵抄家抄走了，沒有了這些，父親的工作很難進行。後來有些領導提出修改工作很必要，資料才陸陸續續地還到父親手上。這時候還有一個困難，那就是插圖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父親的忘年交王xu協助他完成的，後來他自己花錢又請了一個助手王亞蓉來協助他畫插圖。

1972年以後，父親被調到科學院工作，專門建立了一個服飾研究室。這個研究室就是以父親、王（兩個予字）xu　、王亞蓉為主。在這個研究室裡，父親完成了《服飾資料》的最後工作。按照父親的思路，他們還有另外一共十二個專題，但是都沒能做下去。

如果讓父親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寫，那麼他就不寫了，寫不出來

在臨近解放的時候，父親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到：現在是一個要在“思”和“信”之間做出選擇的時代。過去我們工作，是“思”，現在則要求我們“信”。多少年過去了，這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巴老在晚年撰寫《隨想錄》，其實也是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父親覺得，要他從“思”的工作狀態轉到“信”的狀態，實在是太難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的權利。

當時父親的境況是，如果讓他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寫，那麼他就不寫了，寫不出來；如果可以讓他寫下去，那就得同意他按照自己自由思索的結果來寫。

身處文壇之外的父親，還大量閱讀當時的文學作品，並且有自己的見解，還很喜歡跟我們討論。解放之後我們只是閱讀蘇聯的小說，但是他卻鼓勵我們各個方面都要涉獵一些。父親跟他以前的朋友還有一些交往，但是跟以前比起來比較少了。對於跟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巴金，父親有時也批評他“整天在天上飛來飛去”。但是他跟巴金之間的情誼卻一直保持著，彼此之間也非常關心。巴金每次來北京，基本上都來社科院父親的宿舍看望他。有一次巴老到了社科院的時候，恰巧電梯停了，巴老還是堅持爬電梯上來跟他見面。而父親每次到上海，也總要到巴老家中，包括我們兄弟幾個去上海，他總是叮囑我們“要到巴老伯家看看”。至於他們談什麼東西，我們不得而知，推想起來應該是當時文壇的一些狀況。

《芙蓉鎮》剛剛出來的時候，他說這部小說“還有點味兒”。母親當時在《人民文學》做編輯，每當有新人出來的時候就會告知父親，父親還是很關心文壇的情況。但是他自己已經不再寫了，他總是覺得沒有了生活，“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