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站要計程車，打算收款之後用汽車往回運，兩個地方都說眼下車忙派不出，王倬問什麼時候有車，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邊在沙發上坐著，一邊用眼梢瞄著每一個進門的人。要是來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來警察，王倬決定就先上樓，再找機會從旁門溜。後來王倬乾脆就閉目養神，管他媽警察不警察！勝者為侯敗為賊，是侯是賊由他去。就這麼一直等到7點。

7點，轉門裡轉進兩個人，一個30來歲，男的，一個年輕，女的，都是幹部模樣，他們走向總服務檯，向服務員打聽“西藏工委趙全一”。王倬向他們後邊和門外邊都看了看，看來不是誘捕的，王倬心裡說，二位，你們真是認真負責的好同志，叫你們這時候送來，就準時送來。看看沒問題，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說：“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趙全一同志麼？”那男的問：“您是哪個單位的？”王倬說，“我就是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王倬說著掏出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的介紹信，他們看後，就抬進來兩個麻袋，說：“全在這兒啦。”王倬又給了他們一個收條，同他們握握手，還說：“辛苦了，謝謝！”

他們走後，王倬把麻袋拖到西邊便門旁，好傢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別的肯定拖不動，可這全是鈔票呀！兩個麻袋就這麼一拖就拖過來了！到存衣處找到娃娃臉姑娘取來大衣，拿大衣把兩個麻袋蓋上，然後又給出租汽車站打電話要車，還是沒有。王倬問還得等多少時間，對方回答“說不準，你愛等多少時候就等多少時候”，王倬說我是國務院的，對方回答：“你是國務院的，國務院有的是車，跟我們這兒添什麼亂？”王倬心裡著急起來，怕這麼一來二去讓人家起疑，於是來到前廳的郵亭買了一張《北京晚報》，一邊假裝悠閒自得地看晚報，一邊挖空心思想法門兒。沒汽車，找三輪兒，郵亭裡有個年輕婦女，高個兒，王倬說，“勞駕您給照看一下，這裡全是重要檔案。”那婦女說：“沒問題，您儘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飯店，到大街上找三輪兒。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才找來一輛，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張嘴就是三塊。王倬忽然領悟到：不能要車！三輪兒不能要，汽車也不能要。他們把麻袋這麼一拉，就等於把自己的行蹤告訴了他們，等以後公安局破案，好揭發。於是，王倬到民族宮禮堂前取了腳踏車，騎過來放在民族飯店東臺階下。進大廳一看，郵亭那位婦女還對王倬說：“您回來啦？檔案在這兒呢。”兩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點的那個從東邊便門搬出來，然後又去搬大個的，搬到門口時，一個40多歲的服務員還給王倬幫忙，替王倬推開了門。王倬用帶來的繩子把兩個麻袋對嘴拴好，架到車座上。這時，下班的高峰期已過，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車過了西單劇場，進入西單北大街，到西四往東拐，路過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口，然後直奔後海李廣橋衚衕，在路上總共用了1個小時零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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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回憶（3）

到家後，王倬把腳踏車放在窗腳，先到母親屋裡喝水，母親問王倬哪兒去了，王倬說開會去了，等到10點半，估摸母親、孩子們都睡了，王倬悄悄把兩個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裝進自己那個黑鐵皮箱子，剩下還有十來捆，王倬就擱在鋪上，用包袱皮包上。這時候王倬母親進來了，王倬說媽您還沒睡？她問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搗什麼呢？”王倬說：“媽，我給您借來點兒錢。”母親問王倬借了多少，借幾百？王倬說少。她說借幾千？王倬還說少。她說：“你還能借幾萬？”王倬說。“幾萬？不止幾萬。”王倬媽一聽就急了，她說她聽了頭髮都發炸，說：“你這是窮瘋啦？”王倬說：“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嗎？王倬一人做事一人當。您甭管錢是怎麼來的，反正您用不著跟我再受窮了，該過幾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打那以後王倬不僅一點沒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驚肉跳。王倬把兩個麻袋燒了，把製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燒了，把繩子燒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條一條地燒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進家門，母親就說：“今天有人來查衛生了，到處亂瞅。”王倬心裡一驚，忙問：“查衛生的人，您過去見過嗎？”王倬的母親說：“有的見過，有的沒見過。”王倬說：“壞了，準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單位也傳達了那個通報，叫大家檢舉。那天王倬帶的窩頭，擱在暖氣片上烤著，烤出了味兒，班上一個同事是山東老鄉，滿口山東腔，他冷不丁問道：“王倬，你低頭耷腦默默寂寂是烤什麼呢？”王倬聽了一驚，慌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