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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陝西大規模民變以來，大明朝中對弭平流寇的態度始終分“剿”、“撫”兩派。崇禎帝性格剛烈，即位後一直奉行“剿殺為主”的策略，故此堅持強硬剿賊的地方官員諸如洪承疇、盧象升、陳奇瑜、孫傳庭等文武均先後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楊嗣昌為代表的鷹派朝臣得受寵信。

去年四月，因張獻忠、馬守應及羅汝才等流寇東犯乃至南直隸，朝議皆以為要剿平流寇，必須先困其勢，一如提壺打水，若壺破水溢，則覆水難收。楊嗣昌殫精竭慮，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作為“大舉平賊”的指導性方針。大體計劃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面之網。此外更有總督、總理隨賊所向，專事征討。

早在萬曆四十六年九月，由於遼東軍費用度激增，朝廷便決議在每畝田地原有徵收定額的基礎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畝加派九厘稅銀。到了崇禎三年，時任兵部尚書梁廷棟請“乃於九厘外，畝復徵三厘”，如此一來，截止本年，只遼餉一項，便增加至九百萬兩。

而今明廷因此“十面張網”之策需增兵十二萬，兵費騰昇。故而在崇禎十年改因糧為均輸，照舊糧額每畝加徵六合，每石折銀八錢，並加徵銀一分四毫九絲，全國上下合為三百三十萬兩，稱為“剿餉”。

遼、剿二餉統共徵收一千二百餘兩，於百姓而言自是嚴酷盤剝，反觀明廷，壓力亦不算小。迫於現實，考慮一味剿殺成本過大，崇禎在與閣臣、心腹討論磋商後，最終定下“剿撫並施”的策略。

實際上，楊嗣昌並不贊同這種做法，他認定對於流寇，只有除惡務盡一條路。最初盧象升受詔北調，推薦候補人選時，楊嗣昌準備推薦第一人選的是現任四川巡撫、以酷烈著稱的傅宗龍，但不想熊文燦走了宦官的路子內定了席位，他才臨時改薦。

雖然表面上看楊、熊內外同氣連枝，但二人的對付流寇的立場其實南轅北轍。熊文燦不善將兵籌謀，短於征戰，故此從東南調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廣、河南著實信心不強。崇禎十年九月，他在上任途中路過廬山，與善僧空隱和尚曾經有過對話。當時空隱直截了當說：“公誤也。”並以“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連問，熊文燦皆不能答。最後只能當著空隱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撫”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終成功，願意餘生削髮為僧。但空隱也搖頭說出“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的話。

熊文燦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撫鄭芝龍的經驗繼而招撫流寇，但這樣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撫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張獻忠就笑著對部屬說過“此欲芝龍我也”、“是欲劉香我也”之類的話。他能明白，對熊文燦的心思，楊嗣昌等人也不會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面主觀與客觀的雙重壓力下，熊文燦不可能做到對所有流寇一視同仁，盡數招撫，不得不接受“撫”中帶“剿”的現實。但是這種“剿撫並施”的策略卻沒有一種統一的尺度或者標準，這也直接導致了當下各地主“剿”與主“撫”的管理，包括熊文燦在內各地巡撫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張分別去“剿”、“撫”。

換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別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門路。這也是當初趙當世選擇接受張獻忠的邀請的關鍵所在。過了這村沒這店，那時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錯過機會。

相對的，流寇中有人被“撫”，就得有人被“剿”。隨著劉國能、張獻忠、趙當世等大寇先後受撫，明廷取得了楚、豫間博弈的主動權，加之近期陝西的李自成亦勢衰，明廷實無必要繼續糜耗財力精力去招撫那些他們認為不太重要的流寇。更進一步說，在明廷的計劃中，如馬守應、羅汝才等輩，是要除掉的。

張獻忠能降，馬守應等又何嘗不想降？但事實很殘酷。

二月，混十萬馬進忠等部敗於郾城。三月曹操羅汝才等十餘家大敗於光山、固始間。四月老回回馬守應等部再敗奔逃，馬進忠本人頭中一箭。四月馬守應、馬進忠等分別向湖廣、河南方面官軍請降，均遭拒絕。本月，河南方面復行進剿，馬進忠等逃散，後會和唐縣。自崇禎十一年伊始，尤其在劉國能、張獻忠等投降後，馬守應、羅汝才乃至小一級別的流寇票帥們都逐漸明白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