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當說：“銀礦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所以明朝開國初期，涉及金、銀、銅、水銀等礦業基本照搬前代正常生產，並嚴禁民間私採，縱然是官府，也只“間或差官暫取，隨即禁閉看守”。洪武之後禁令方開始鬆懈，例如永樂、成化年間都來湖廣“大開礦採”。規模盛時，在武陵等十二縣即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所以湖廣採礦之業早有前例。當今律令廢弛，利益當前，左良玉敢以一武官身份犯禁，亦不足為奇。

“左帥國之棟樑、深明大義，自從軍至今，心中所想，無不是為百姓謀福祉、為朝廷分憂難。然而賊勢披猖，其餘官將闇弱，左帥要以一己之力撐起我大明的半邊天又談何容易。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繼續保我明土之太平，不可無左帥，而左帥又不可無錢糧以資兵將驅使效力。因此特差小人來鹿頭店，為大阜山銀礦作計議。”左思禮滔滔而言，似乎在他心中，大明朝的天下全抗左良玉一人肩上，他看到趙當世不住點頭，心中滿意，轉言道，“然而左帥急公好義、賙人之急的秉性世人皆知，而今貴營初來必定亟需軍資，他素敬大人為人，故而便也設身處地想到了貴營的難處。因此打算，將這銀礦之產出，與貴營相分。共得好處以資軍用，攜手匡扶我大明江山。”末了，更添一句，“若換作旁人，得不到他老人家青睞，是絕不可能得到這份照顧的。”

趙當世邊聽邊想：“這左思禮說得好聽，可剝繭抽絲不過是左良玉憂慮我進駐鹿頭店獨吞了大阜山銀礦的好處，才派這左思禮來提個醒。”但是，想到這裡，不禁觸動了他這幾日一直在思慮的一件事。他為了這件事，前前後後與昌則玉、侯大貴等營中文武商談不下十次，至今尚未能定計。左思禮此來，正有不謀而合之意。

這件事，歸結到底就是一個字——錢。

從前趙營依舊為寇時，趙當世雖說也時常為錢糧問題所困，但總的說來，那時候部隊處在一個不停流動的狀態，對於軍資錢糧的短缺其實還比較好解決。無非就是多抄掠或者是暫時降低將士的生活成本，最最簡單的開源手段罷了。非常時節，營中上下對困境常心理準備，所以每每遭遇難關，咬咬牙都能挺過去，可是，這樣的情況，隨著趙營歸順朝廷，獲得了暫時的安定而不復存在。

錢糧使王來興與內務使何可畏曾給趙當世細細算過賬。

首先，這時節不論那些整日價蒼惶度日、飽一頓飢一頓的流寇，單論明廷普通野戰官軍的平均薪資水平，大抵可視作日銀三分加日米一升五合，若是馬軍則額外要加日銀二分、日草一束、日豆三升等等。

趙當世接受招安後，放言要“全軍同享富貴”，承諾先將兵士待遇與官軍持平，所以立下軍令，將軍資白紙黑字寫了下來，以安軍心。具體每名普通兵士日銀二分、日米二升，米按日給、銀按月結。這樣的條件，只要能堅持實現，其實比經常遇到欠餉缺糧的陝、豫官兵們要好上不少。

之所以要這麼做，趙當世也是未雨綢繆。湖廣勢力紛雜，就看官軍中，表面其樂融融，相安無事，其實私底下互相攻殲、互撬牆腳的事從來不絕。倘在待遇上與別家營頭相去甚遠，軍隊的凝聚力可想而知。而且失去了以對抗官軍、劫掠屠城為的激勵手段，一旦兵士在艱酸的條件下倦怠，軍心很容易動搖，再想將一落千丈的失望重新振作，必然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再有一點，便是趙當世體恤兵士，他認為吃飽飯是兵將們天經地義應該享受的最基本權利，如果主帥連全營上下的溫飽都解決不了，那便不配統兵馭將，也沒資格奢望沙場折桂。簡而言之，他趙當世可以受委屈，趙營的兵“不能受委屈”。

趙營當前三軍一營，總計有一萬出頭的人，馬軍將近一千五百。縱然將這些人全算成是最基本的步兵，將米、豆等全都摺合成錢，趙營每個月也要為這一萬二千人支付將近二萬兩銀子的開銷，依次一年下來，加上其他雜項開支，軍費會在二十五萬兩上下浮動。

趙當世還質疑這估算的準確性，何可畏拿出冊簿一項一項對給他看，他方才接受現實。

誠如前言論及，部隊一旦招安定下來，便失去了抄掠這麼一項最直接的大頭經濟來源。趙當世才切身感覺到，要自己憑空拿出每年二十五萬兩的錢來，談何容易！

錢的問題，在大明朝、在流寇以至於關外，廣泛存在。有手段的，比如張獻忠、左良玉這種，透過各種渠道補貼軍用；沒手段的，那就只能叫天叫地一無所應，乃至最終兵士譁變，營毀軍散了。

此外，根據王來興與何可畏的交底，營中目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