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法立國，扶蘇卻言諸生皆讀孔子，這是幾個意思。

還指責君父用刑過重，這不是給反對派遞刀子。

炎犀立即反駁：“諸子百家，各有所長，獨誦法孔子者為偏聽偏信之人，難堪大任。

我大秦以法立國，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

大公子若覺法度嚴苛，當提請奏疏，稟明今上，開大朝議共商，而非私下酌情。”

按徐福的罪名，本就該施以肉刑。

炎犀的意思是制定了法律就要遵守，如果刑罰過重，應該走流程修改法律。

而不是因為同情就以個人立場輕饒。

“有治人，無治法。”待詔博士叔孫通立即聲援扶蘇，“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這是儒家對法治的基本觀點，即治國的關鍵在人而不在法，只有好的統治者才能治理好國家。

炎犀知道他說得其實有道理。

在後世，基本已經形成了德法相輔相成的治理理念。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礎。

道德不具備強制執行力，因此制定法律來規範道德的底線。

違反法律規範需要受到懲罰，平時也會加強對公民道德修養的培養。

過於崇尚高尚的道德，反而會讓人忽略法律習慣於不守法。

過於強調法律的底線，按照某狂徒張三的話來說，他一定是個人渣。

因為他的行為只在底線上徘徊。

道理是這個道理，但炎犀更清楚，今時今日，在這個場合，她絕對不能輸。

這不僅關乎儒法之爭，更關乎始皇的治國方針和政治理想。

李斯那貨還留在泰山刻碑，如果不是炎犀在，嬴政就是孤軍奮戰。

當然，嬴政不會跟他們辯，只會強行行自己的道，再招來許多罵名。

所以不等叔孫通繼續發散，炎犀立即反駁：“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儒家求過去，法家追未來。

儒家總想透過克己復禮，追求個人的高尚品德來達到他們幻想中的上古時期的堯舜之治。

法家則拋棄了這個幻想，更關注未來，透過制定嚴苛的法律來規範行為，達到統治穩定。

齊魯儒生又跳了一個出來：“有法無德，民猶傀儡，教化無功，仁義不通。”

這是在說不講道德，百姓就會如行屍走肉，不受教化。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焉有萬世之聖人。法在德前，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

炎犀的意思則是指依靠人治往往會出現人在的時候政策得以實施，人不在了就改弦更轍。

但如果以法治國就不一樣了，不用智慧就可以明察，不顯賢能可以成就大業，不逞勇武卻依然強大。

儒生接著辯：“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

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以峻法懼民，則道路以目，民怨沸騰。”

炎犀立即跟上：“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

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這就是說法律是所有社會行為的準則規範，法度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柱石，是治國的根本。

一個國家若有恆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難也不致滅亡。

......

總之，炎犀舌戰群儒，你來我往，辯了大半天。

當然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

這也在炎犀意料之中。

儒法之辯從來就沒有盡頭，之所以儒家學說支撐位面二千年統治，是上位者的選擇。

事實上，統治者通常採用的是外儒內法的路子。

士大夫被要求擁有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品德，成為完人。

統治者對百姓又十分殘忍，歷史上從不存在真正的體恤民情。

君王的喜好即為法，這分明就是法家的觀點。

儒學用來約束臣民，峻法用在政敵和百姓身上，唯獨對自己沒有要求。

這是大部分統治者的狀態。

所以這次的辯論炎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