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又散一盤棋，騎馬來看舊殿基。夕陽偏逢鴉點點，秋風只少黍離離。門道大內紅牆短，橋對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無感慨，蝸廬僭用瓦琉璃。

一個曾經煊煊赫赫的朝代過去了，只留下破舊的殘跡。雖然還有少數以遺民自居的文人依然在懷舊中生活，然而普通百姓早已淡然，明宮的琉璃瓦也被他們拿來蓋在自家的“蝸廬”上。這一種對歷史變遷的傷感和悵惘，和《桃花扇》有相通之處。

《桃花扇》劇本的創作，作者自謂始於未出仕時，經十餘年苦心經營，三易其稿始成（見《桃花扇本末》）。它以復社（東林黨後身）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線，描繪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滅的動盪而短暫的歷史，從而也就寫出了明王朝最後的崩潰。劇本的宗旨，作者說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桃花扇·先聲》），同時要透過說明“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為後人提供歷史借鑑，“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總結歷史教訓和抒發興亡之感，是兩個相互聯絡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這兩方面達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南明的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於“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續倖存錄》），在危急的形勢中，統治集團中的各個派系無法以相互忍讓的態度達成對外一致，使得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內部的爭鬥中。這裡不僅有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桃花扇·拜壇》眉批）的問題，另一方面，復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氣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絀、缺乏果斷，左良玉在清人大兵壓境之際為了內部矛盾而起兵“清君側”，導致馬士英抽調江北三鎮與之對抗，都是導致南明覆滅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關鍵因素。孔尚任寫《桃花扇》，曾對南明基本史實作過深入的調查與考證，在反映歷史事件的具體過程乃至細節方面相當嚴謹（侯、李愛情故事則有較多虛構），使得這一劇作具有較嚴格的歷史劇性質，這是《長生殿》等寫歷史故事的作品無法相比的。它也確實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亂局面和激烈的內部矛盾。但同時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責幾乎完全歸於馬、阮一方，不僅熱烈讚頌了史可法，對復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美辭，經過這樣的處理，劇本所反映的史實已經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已經成為一種對歷史的觀念化的解釋。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者仍舊採用“正”、“邪”對立的陳套來描述政治鬥爭；而孰“正”孰“邪”的分判，則是使用了官方的標準。史可法在揚州城破後自殺身亡，僅隔一月，清軍統帥、豫王多鐸即下令為之建祠（見計六奇《明季南略》），此後清朝統治者一再對他加以褒揚，以達到籠絡人心和彰揚忠節的雙重目的。而馬士英、阮大鋮則是從《明史稿》起就被列為“奸臣”的（《明史稿》開始修撰的年代早於《桃花扇》問世多年）。所以說，孔尚任對於南明歷史的描述，並不具有個人的獨特見解；至於說歌頌史可法就是反清意識的表現，更是忽視了這種歌頌原本是山清朝統治者領頭的。因此，《桃花扇》在理解政治方面，並不能提供給人們多少深刻和新鮮的東西。

在中國舊時的文化傳統中，特別是在孔尚任所處的歷史環境中，想要擺脫“正”、“邪”對立的套路來描繪政治鬥爭，這恐怕是非常困難的。對此我們並不苛責孔尚任，而只是反對不合事實的誇大。實際上，孔尚任還是有他相當高明的地方：他在描寫“正”、“邪”或謂“忠”、“奸”鬥爭時，並沒有像以前的《鳴鳳記》、《清忠譜》那樣，把人物的性格在道德意義上推向極端，以致完全失去正常的人情；而更重要的是，作為《桃花扇》核心主題的所謂“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並不只是糾結在“正”、“邪”對立的鬥爭中，而是更多地關涉人和變化著的歷史環境的關係。從時間點來看，《桃花扇》問世時距明亡五十多年，一方面，清人的統治已完全穩定且顯示強盛之勢，從正面描寫明亡的歷史已不致對統治者形成太大的刺激（作者特意在開場戲中對清人大唱頌歌，也有進一步消除這種刺激的作用）；另一方面，雖然社會上由明亡所引起的悲憤和強烈的反清情緒已逐漸平靜，但人們懷舊的心理依然很濃厚。特別是對許多文人士大夫來說，他們的生存價值原來是和明王朝的存在聯絡在一起的，而在明清易代的事實已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他們不能不產生一種人生失去依託的感覺。對於社會中一般人而言，明清之際的歷史變化也是非常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