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大家都心平氣和，避免激動，磨去稜角，保持平衡而反對新變；於是，莊重、舒緩的感情，與這種感情相應的音節組合、樂調、受到了此種“人的本性”的肯定。反映在審美意識上，這些也就被當作了美。而四言之不如五言靈動多變，卻正使它更符合上述的條件。

但到了漢代，社會的生產力較之《詩經》時代有了明顯的提高，物質財富也較前豐裕，個體對群體的依賴較前減少，群體對個體的控制也較前放鬆一些，因而齊一的要求較前有所削弱。此點在東漢時較為明顯①。這必然會使當時“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增入一些尊重個體——自我的成分，雖然程度未必會高；從而也使當時人的審美意識有所變化。四言的句式既然是跟那種要求心平氣和、避免激動、磨去稜角、保持穩定之類歷史地變化了的人的本性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審美意識相聯絡的，那麼，隨著東漢時的上述變化的產生，較四言的句式靈動多變，從而與較為強烈、起伏較快較大的感情相適應的，並在詩歌發展過程中已具一定基礎的五言句式被認為比四言句式更美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而五言比四言美這種認識既已形成，那麼，即使句式仍然單調、板滯，因而未必能跟較強烈、起伏較快較大的感情相適應的五言詩也會被認為比四言詩美；這也就是徐淑要在四言詩的中部加個“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