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遠、趙孟�等。這一時期，社會充滿兵戈、饑饉和災難，無論是中原地區或江南地區計程車人，大多經歷了亡國之痛、流徙之苦，因此在他們的詩中籠罩著時代的濃重的悲哀。當然，因為各人所處的社會境遇不盡相同，所持的政治觀念也互有歧異，詩歌作為人格的寫照也就反映出不同的心態。

在這些詩人之前，北方以元好問為代表，南方以“四靈”、嚴羽等人為代表，對於宋詩長期以來重理智而輕感情的傾向進行了反撥。全國統一以後，南北潮流合而為一，這種對宋詩的反撥也就成為元詩的主流。元代前期的這些詩人，幾乎一致地主張詩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漢魏六朝。也許他們的詩歌未必寫得有宋詩那麼精深，但正如明人李東陽所說：“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懷麓堂詩話》）其意義，當然不在於單純地“復古”，而是恢復唐詩所代表的重視抒情的傳統。正如明胡應麟《詩藪》所謂“元人力矯宋弊”，這一導向對詩歌的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

中期約在大德至天曆間，代表作家為“元四大家”——

虞集、楊載、範梈、揭傒斯。這時期政治局面相對穩定，經濟也較繁榮，前期詩中的哀傷、空幻的情緒基本消逝。此四家皆以盛唐詩風作為典範，主觀上想製作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所謂盛世之音，其中包含著一種倫理價值迴歸的傾向。但社會現實畢竟不那麼理想，他們自己的心境也不那麼平和，因此在他們的詩作中，仍可見到社會的瘡痍與內心的不平。他們之間雖風格各異，但處於同一塊“底色”上，個性並不鮮明。所以雖然他們負有盛名，甚至被尊為元詩的典範，實際成就並不高。

元詩的真正高潮是“奇材益出”（清顧嗣立《元詩選·凡例》）的後期，主要作家有薩都剌、楊維楨、高啟、顧瑛、王冕等。

元后期，東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快，商業、手工業都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這一地區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即崇尚“功利”，重視個性，政治和倫理的色彩相對淡漠，這與程朱理學形成某種對峙的趨勢。這些詩人都居住在江浙一帶，與城市生活發生不同程度的聯絡，如顧瑛是個富商，王冕賣畫為生，而薩都剌晚年是寓居杭州的。

他們的詩在兩個方面對於認識詩的發展趨向很有意義。

一個方面是詩中富於世俗生活的情調，他們謳歌城市的繁榮或人生的享樂，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樂觀、進取的精神。另一個方面是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自我從儒家傳統的政治依附與倫理信條中游離出來，帶有個人化傾向。在他們詩中的自我既表現為向人生和自然拓張的意向，又表現出受到現實環境壓迫的苦悶和彷徨，這對於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實體的困境具有象徵意義。他們的詩敢於寫前人所不敢寫的東西，敢於用驚世駭俗的語言、意象，詩歌風格也表現出強烈的個人特徵。如楊維楨的“鐵崖體”，因其怪怪奇奇的特異詩風，被有些人攻擊為“文妖”；高啟詩則既有高華的一面，又有沉潛的一面，揭示了詩人複雜、豐富的內心世界，呈現出一種被詩化了的處於日常生活中的、更富於人性的、真實的自我。總之，元后期的詩歌表現了新的歷史意識，也給中國詩史帶來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對於元代以後的文學，過去評論者很強調“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區別，這當然是有其理由和必要的。但同時必須注意到：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截然分裂的現象。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所謂“俗文學”的興盛與發展，離不開文人士大夫的參與；所謂“雅文學”，也深受社會變化、市俗意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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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漢卿與元代前期雜劇

元代前期是雜劇的全盛期。所謂“元曲四大家”的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除鄭光祖年代較晚，其餘三人均生活在元代前期；而王實甫以其不朽名作《西廂記》，與他們同時高居於元代最傑出的劇作家的行列。此外，其他一些作家也創作了若干優秀的作品。在一個不長的年代中，中國戲劇迅速崛起並閃射出耀眼的光芒，充分表現出在思想拘禁鬆弛以後，中國文化中所蘊藏的原創活力。

一種新的文藝樣式往往需要偉大的作家將它提高和定型。對於元雜劇來說，關漢卿不僅是創作年代最早的作家之一，而且作品數量和型別最多，總體上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也最為傑出。鍾嗣成《錄鬼簿》列關漢卿為雜劇家之首，賈仲明對關氏的弔詞尊之為“雜劇班頭”，朱權《太和正音譜》說他“初為雜劇之始”。雖然元代前期與關氏年輩相近的作家還有